文学,自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从《论语》中对诗歌的“兴观群怨”的作用的概括算起,可以说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源远流长。如果不对这个说法进行片面的、教条化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点正是文学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文学,的确对人的心灵塑造、人格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学的教化作用得以实现的过程,不是靠外部的灌输,而是靠内在的浸润渗透。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外在形态,它是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情感的熏染,自然而然地产生效果,让人内心深处真切而强烈地信仰真善美,摒弃假丑恶。因为直接诉诸心灵,所以文学产生的作用是深入的,也是持久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这正是文学教育功能的独特之处。
比如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大力弘扬,需要将这种信念深深地植入每一个公民的灵魂。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威力和能量。古往今来的不少文学作品,如屈原的《哀郢》,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句,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抒发了作者面对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的伤痛与悲愤之感,引起了阅读者的强烈共鸣,激发起对家园社稷的感情。这正是文学教化功能的生动体现和佐证。
虽然文学是通过个体的方式产生和传播,无论创作和阅读首先都体现为个体行为,但又是很容易在传播过程中转换成为集体的力量。巴金的《家》,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认识到了封建道德的落后和腐朽,从而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和阶层,走上了追求新生活的道路。这是文学不可低估的力量,过去如此,今后也必将如此。所以,文学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人们在享受物质日益丰裕带来的诸多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和心灵焦灼。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这种诉诸灵魂的教育感化功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其必要性、紧迫性。文学承担着一种“重塑灵魂”的伟大使命。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经说过:“文学理应关怀社会的进步,社会真正的进步是人的进步,人的更丰满的不停滞的精神发育。”
当然,文学参与精神道德的重塑时,有自己的方式,要遵循文学的内在规律。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等形式,对针砭时弊、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可能更快捷,相形之下文学的作用不会那么立竿见影。铁凝还说过,对改变世界而言,“文学可能是慢一步的。因为文学不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题的集合,也并非表达一般的时髦意见,作家更不是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
但文学的作用一旦产生,其影响却是会更长久、更深入,并且具有某种整体性,可以说,它具有一种固本培元的功效。当一个人经由文学深刻认识到什么是应该秉持的真善美,并认真信奉和实行时,他就不会堕落,不会成为美好价值的敌人。文学对于个人的心灵塑造是如此,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也是如此,因为社会正是由具体的个人构成的。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作家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要有一种使命感,这种意识要始终成为作家心灵中一种沉甸甸的、时刻能够感知到的存在。只有具有了这种使命感,才能以正确的方式拥抱文学,像柳青创作《创业史》那样,像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那样,像张炜创作《你在高原》那样,怀抱对文学的炽热信念,耐得住寂寞,真正地深入生活而不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思想、技艺等各个方面努力提升自己,在艰苦而充溢着幸福感的劳作中,奉献出真正的精品力作,无愧于时代的呼唤和读者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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