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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