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此时,我是悲伤的。时间在毕业游之后就过得飞快,仿佛这两个月只是一片树叶落地的时间。我们总是把事情提前,毕业游大三进行,毕业论文大三完成初稿,于是与大家的离别,也在大三悄悄地完成了。
大学在田忠辉老师、胡玉兰老师、司马老师和郑瑞侠老师的大一新生动员大会上拉开序幕,在自我介绍、竞选军训负责人中缓慢前进,在文艺理论课上首次接触大学老师渊博的学识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在清风老师、卢建红等老师的课上意识到大学的老师不都是教授,在部门、学生会中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在搬宿舍中意识到读广商很折腾,在大学考试中才发现老师的话不能尽信,上课的内容不能全听。可是我却忘了哪一位老师陪着我度过大学的最后一课。这种只记得开始,忘了结束的感觉,和记得开始相爱却忘了分手一样使人难受。
也许,田老师还在讲着文学理论、美学和文艺批评,讲着文学里的叙述者、叙述视角、文学里的真实,讲着审美对象、审美准则、审美体验,讲着陌生化、意识形态、后现代,讲着尼采、罗兰巴尔特、海德格尔。我不记得他的言辞了,可是却记得他笑起来眯着的小眼睛。
也许,杨凌老师还在讲着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教我们纯正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矫正我们的发音。老师爱笑,虽然年纪挺大可是很有童真,像奶奶一样给人的感觉很亲切。我不记得她教我说什么字了,却记得她教我时手放在嘴巴上模拟发音的样子。
也许,牛太清老师还在讲着古代汉语——这一门传说中枯燥无比的课程,事实上也很枯燥。可是我们学到的不是怎么去翻译那些古文,不是去记得这个字古今意义上的不同,不是去知道古诗的韵律怎样平平仄仄平平仄,而是学到了老师教导学生的孜孜不倦和负责任,对一件事情必须细心、认真才能把它做好。我不记得古诗中“粘”“对”是怎样一回事了,却记得她讲课讲到重点处眉毛扬起手指点书的样子。
也许,清风老师还在讲着当代文学史,讲着白先勇的《台北人》,讲着杨沫的《青春之歌》,讲着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讲着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讲着阿城的《棋王》,讲着激进文学、红色文学、革命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讲着余华、卢新华、刘心武、池莉、韩少功,拿着按PPT的按钮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为我们表演小说里主人公的表情和话语。我不记得他的PPT说的是什么内容了,却记得最后一节当代文学史课上我们流着泪惜别。
也许,胡健生老师还在讲着外国文学史,讲着莎士比亚,讲着巴尔扎克,讲着雨果,讲着《奥德赛》,讲着《巴黎圣母院》,讲着《高老头》,讲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席勒式。这是一位把外国文学爱到骨子里的老师,是一位把辅导学年论文的九个学生的初稿都一个字一个字看过、修改过,再为每人提供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辅导时间的老师。我不记得他在课上慷慨激昂说的话了,却记得在辅导我论文时提醒我“语言要简练,要用书面语”的样子。
也许,卢建红老师还在讲着现当代文学,讲着陈映真的《夜行货车》,讲着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讲着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讲着龙应台,西西,魏德圣,黄碧云,张爱玲。这是一节强大的课,这是一个没有架子的老师,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辩论,跟老师开玩笑。我不记得他怎样分析《盛世恋》里的爱恨情仇了,却记得他爱坐上第一排边上的桌子听着我们回答问题的样子。
也许,郑瑞侠老师还在讲着诗经中优美的诗篇,讲中文系各个老师的介绍,讲漫长的文学史。我不记得她说中文系要怎样怎样做了,却记得她扶眼镜时轻轻擦鼻子的样子。
也许,胡玉兰老师还在讲着民间文学,穿着她的旗袍,戴着扩音器,我不记得那些史诗、神话、民间艺人了,却记得最后一节民间文学课上,老师让我触动的话语。
也许,太多的也许,都变成了我们回不去的过去,忘不了的回忆。可是当我想把回忆继续时,才发现,这一年,我已经没有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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