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居安思危观后感

　　观看《居安思危》有感

　　虽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苏东剧变仍然是今天的人们会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就像一场无法预知结局的电影，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给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原两大阵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一直试图描述和解释这段历史，但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但不管怎么说，苏东剧变结束了冷战的对立格局，也重写了人类合作与抗衡的永恒主题。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就是一本以社科院为主角，代表了中国主流学术界对苏东剧变看法的书，该书汇聚了大量对苏东剧变史料的研究分析，最终得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结论。虽然我认为这本书也避免不了中国学术类专著先有结论后作分析论证的套路，但这本书翔实的内容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并让我想起学生时代对苏东剧变的研究和写过的一篇文章。重新拿起这篇文章来看，当时的立足点更偏向经济，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推进的太快，当然这是我分析复杂问题的一个角度，而苏东剧变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及历史因素。用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涉及这么多方面显得面面俱到，也失去了研究价值，一个角度能解释清楚，已经殊为不易，从这点上来看，我对《居安思危》这本书的立意是认可的。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更加关注于分析苏东剧变本身，还是要纠结于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中选取所谓最有价值的角度，即书中所提出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书中把大量篇幅用于证明苏联的解体不是由于苏联的制度有问题，而是由于苏共的领导集团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谈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话说到这儿，刚好应证了作者曾经提出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作为中国主流学术解读的权威性跃然纸上、旗帜鲜明、不容反驳。

　　但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声音一个观点一个角度可以睥睨天下的时代，在这本书之外很多分析讨论苏东剧变的资料中，我找到了东欧经济转型问题专家金雁博士的文章《苏联解体20年祭》，学生时代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看过不少金博士的文章，曾给我很大启发。这篇《苏联解体20年祭》站在一个和《居安思危》完全不同的角度，他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话“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国家干预无所不及、混同民主与福利的需求，最终导致了这个体制的崩溃。描述东德情报机关史塔西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者的电影《窃听风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东国家对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界线的无视，社会国家化、权力集中化，这一切让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丧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不管是《居安思危》，还是《苏联解体20年祭》，都提出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的斯大林模式或僵化的苏联及东欧计划经济模式，并不必然引致整个体系的分崩离析，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判断，但不可忽视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可避免会带来人们精神生活上更高的需求，以及对个人权利和保障的重视，这一切如果能推动体制向着有利于普罗大众的方向转型，这种经济层面的转型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则会因为体制的固化或利益集团的裹挟最终影响到经济转型本身。罗杰斯在他环游世界的游记里提到，苏联用价格管制和出口控制保证了国内的低物价和几乎为零的通货膨胀率，但苏联的物资还是匮乏，体现在生活用品上极为明显，一方面能买到的东西少，另一方面能买到的东西与国际比价格极低，这种封闭的计划经济带来的低效率、官僚主义和腐败最终葬送了不仅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包括苏共党内，甚至领导集团对体制的信心。

　　在此基础上的转型显得顺理成章，在苏联却又来得迅雷而不及掩耳。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休克式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利弊，中国的专家学者诟病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带入了一个难以恢复元气的低谷，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却一步步取得巨大成就。从短期经济效果来衡量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是长痛不如短痛的爆发式解决问题，而中国却把真正的难题推向了以后。陈志武也提出中国渐进式改革难以为续的原因在于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推动改革的动力消失了，中国很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反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体制转变完成之后经济逐渐恢复增长，部分东欧国家甚至步入发达国家队列，市场的基础一旦确立，要止步不前甚至倒退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预言到，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但苏东剧变后二十年的今天，历史并没有终结，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经验来看，从独裁到自由民主的过渡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必然历程。苏联解体之后，许多所谓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都未能如外界所期盼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而产生了一种结合了民主原则和威权治理的“混合体制”，有人说这还处在过渡阶段，但这种稳定的状态却往往让我们质疑过渡阶段将持续多久，这也使我们回溯到弗朗西斯.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构》中所强调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即自由民主的文明在西欧基督教文化之外地区的适用性问题。

　　苏东巨变前的二十年，是利比亚的八月革命，卡扎菲夺权上台，而苏东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威权政府纷纷倒台，卡扎菲不知所终，有人把近期的政权交替称作“阿拉伯的春天”，但看看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千差万别的政治局面，我们很难判断春天之后是灿烂的盛夏、萧瑟的秋日还是西伯利亚平原的寒冬。世界历史的滚滚巨轮不会为一两场变革而止步，人类文明也不会因为政体的更迭而倒退，我们在这里探讨苏东剧变，一方面是要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从更多角度、更广范围得到一些启示，能帮助我们去思考。毕竟，解释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真正拿历史指导现在，而是为了不忘却，唯有不忘却，才不至于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