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老东家,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
第一篇:
电影《1942》表现的这场大饥荒,造成了300万人死亡,300万人背井离乡。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各地出现冰雹、大风与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虫肆虐。饿殍遍野之时,国民政府仍狂征军粮并封锁消息,灾民的粮食被搜刮殆尽,最终导致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死亡,河南大地也变成了一座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成了当时最生动的写照。
“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因为我的心很痛很痛……”
影片开始,讲述者很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了1942年世界上发生的诸多“大”事: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最后一条是河南大饥荒。于是,顺着这条脉络,我们发现很多同胞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死在了日本人轰炸中,甚至死在了别人的锅里……丘吉尔感冒竟然能够与300万人死亡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我不知道这是黑色幽默还是讽刺?
也许,在那样一个年代,老百姓的性命本身就卑微如蝼蚁,死就死了,包括300万人的死,都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才被堂而皇之地排在了丘吉尔感冒的后面。于是,不管是少东家欺负花枝而后被抢粮的灾民杀死,还是花枝老公瞎鹿被几个痞子兵杀死在锅里,乃至瞎鹿的母亲死在日本人枪下,女儿从火车上摔下死亡,虽然死法不同,但却都殊途同归,国民政府官员不在乎,蒋总统也不在乎。因为在蒋总统的眼里,很多事情都比河南的灾荒重要,包括和日军作战,向英美列强求援,此外还要打通滇缅公路,解救被围困的英军,还要防备虎视眈眈的各路军阀和势力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心思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或许,在蒋总统的心里,他希望把河南灾民当做包袱丢给日本人,用以拖住对方,却没想到对方本身就是虎狼,灾民的下场由此可想而知。
饥饿让人感觉迟钝,苦难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掰着手指头算一算,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父母和一些上了岁数的邻居也都趟过1942那条河,但在观看《1942》之前,我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和我说起过老家曾发生过那么一场大饥荒。不知道是我的长辈们忘记了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还是故意模糊了记忆,就像一块长在心口的伤疤,不愿意再揭开露出那份血淋淋的伤痛。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能理解我的先辈们那种“只要活下来”就好的心态,因为他们经历的苦难太多太多,所以麻木就成了忘记过去和活下去的唯一支撑,当连“一口吃的”都难以满足的时候,再奢谈什么尊严和道义本身也毫无意义。并且,对于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老乡们来说,饿得“人吃人”当然不是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话题,不谈也好,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死了300万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所以你不说我不说,几百人死亡的事实就这样被压在了历史的箱底。
感谢我的老乡刘震云,让我们温故了《1942》;感谢导演冯小刚,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史实;更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过上富足幸福生活的同时,通过电影艺术塑造的公众集体记忆,一起祭奠灾民亡灵,以避免历史苦难重演。
第二篇:
影片结束时,我哭了。情绪很复杂,悲伤、痛苦、同情、无耐好像都不能准确的描述这个情绪,我说不上来,更像是一种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流着泪。
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觉得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说,可能很多人会不觉得好看。我也在整理着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动了,绝对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实。我在看的过程中,会去自然的对比现在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国,真的犹如天堂一般。觉得自己太幸福,也感谢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但越往后面看,我确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当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中国去掉经济高速发展光鲜的外衣后,其实骨子里面的东西,跟1942年居然没有两样时,我不仅打了个寒颤。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出那位外国记者反复问道的一个问题:“怎么会这样?”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大面积的蝗虫和旱灾使得夏秋两季绝收。在没有粮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贩人,年轻的闺女媳妇通常被买去周家口等地的窑子。电影中,徐帆饰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为了孩子能够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将自己卖了了出去,临走之时,她对仅处了一天的丈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默默无语,只能无能为力的目送马车离去。
天灾也许还可以用“逃离”来解决,可是战争带来的伤害却是避无可避。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军粮供给亦不可少。当时的国民政府,从蒋介石开始,对于这场饥荒带来的灾难就处于“甩包袱”的态度。他假装不相信的态度也并未避过《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当面递上的血淋淋的灾情照片,中国人向来就是乐忠于报喜不报忧的。即便是最后拨下的救灾粮食,要支付军粮开始,打点上下级关系,最后到达灾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摆出的是一盘没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几乎动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灾的外在手段:政府动用军粮的援助、宗教团体和国际社会的努力、民间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刘震云和冯小刚是智慧而充满灵性的,在片尾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当家收养了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姑娘。这就是他们给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类最终开始明白人与自然其实是一个整体,只有人内在和谐了,才能有风调雨顺;只有当人类之间做到不分彼此的去爱时,人祸才能最终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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