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小编收集了追慕先贤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追慕先贤

　　故乡村旁有条弯弯的小溪，清清的绕村流过，四季不息。

　　春来了，溪边盛开金珍花，引得蜂飞蝶舞;冬天，水面结有一层薄薄的冰、晶莹剔透，你能看到溪水跳着、舞着，潺潺流向远方。

　　自从小溪的源头龙王泉被填死之后，便只剩下一湾干涸的渠道。说它干也不尽然，每到雨季，总有一些积水存留下来，微风吹过，水面缬皱着，倒也汩量然、粼粼然。

　　儿时，在溪水边常看到姑娘、村妇浣纱的身影。那时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望着溪水，独自倾听哗哗、的流水声，出神地望着、想着……想些什么呢?说不清，现在也记不得了。大概总有一些借助那水光波影而使童稚的忙乱灵有所感的东西吧?因为水是可爱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智者乐水，仁得乐山这句话，不免感念圣人的高明。但也有些茫然，见过比故乡水溪气派得多的大河，面对浑浊的流水，思绪常被牵去很远，但儿时在溪畔与水心交神会的懵懵感觉，却很难再现。

　　再以后，漂泊辗转，寄身他乡，难得见到如故乡水溪的一泓碧水，，和缕清波。偶尔行经名川大河，目光虽不免有种干涸的感觉。

　　幸好，我的居处虽无水，案头却常有书。我发现书里的古人与水相会，留下许多观水佳话。

　　你看：屈子行吟泽畔，魏武观海遗篇，陶公问津桃源，东坡赤壁作赋……骚人临水之际，是何等兴会淋漓!

　　再看：范蠡五湖泛舟，达摩一苇渡江，宗泽三呼过河，荷苻坚投鞭断流……志士凭流之时，双是保等意气风发!

　　人心灵对水的感受，或水对人心灵的昭示，常常因人、因时、因事、因势而大相径庭。此谓观水有术。水不同，人相异必不然，亦不必尽然。其实流水无言，古圣先贤却把如许沉重的人生感慨托寄给了它。

　　然而，流水却是有情的。这情属于生命，属于热爱生活和用心去体味人生历史的人。

　　俱往矣!

　　诗人也好英雄也罢，千古风流人物终被滚滚的流水淘尽。留下的惟有与水神交的晶体。

　　因为有了这些晶体，心中便常闪念着溪水的踪影。每每一些忧与乐萦回于胸时，它将会涤荡、滋润着我的心灵，使我从前人的情思中受到某些启迪，获得释然和解脱。

　　溪水如斯，包含了多少难言的会心与默契。

　　第二篇：追慕先贤

　　汨罗江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先后收留中国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诗人：一位在下游，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陽晨雾。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秋冬之际，杜甫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转道襄陽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世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

　　在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我去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车出平江县城，颠颠簸簸，往南行二十余里，终于看到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蓬门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管理墓园的老人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墓坐北朝南，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秋风吹来，墓草萧瑟。墓前的香炉小小，炉中残留三四根燃尽的香头，也不知是何方来客对他的祭奠。

　　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夜总会娱乐城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求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

　　第三篇：追慕先贤

　　当我想到我青年时候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时，我不能不纪念和怀想李大钊同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和我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边远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穷乡僻壤来到了北京。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欺凌宰割，国内军阀混战，祖国的危难，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谛。有些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以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能改变中国;还有的人钻进整理国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标榜“国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种牌号的改良主义道路：如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类;也有的人标榜所谓国家主义。就在这样生气勃勃却又一切动乱、思想庞杂的环境中，我逐渐地发现高师中有一群青年，他们学习刻苦努力，生活态度严肃，热心公益事业。他们多数属于一个叫“工学会”的组织，而且多数人是和我一样靠本省官费过活的穷学生。我又逐渐知道，他们曾得到李大钊同志的暗中指导。

　　后来由当时“工学会”的一名活动分子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工学会”的活动从学习互助，贩卖书刊文具，扩大到办职工夜校;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随着形势发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并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负责主编一份小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份八开的铅印小报取名为《劳动文化》。这份不定期的小报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许兴凯等人。李大钊同志仔细地看过我们的每一期小报，以致一九二三年初，两位日本共产党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国路经北京时，李大钊同志曾介绍这两位同志和我们座谈，并让我们捡出《劳动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给日共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