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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和“笨”的力量
大跃进时期,朱东润老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讲台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面色难看。简直要上刑场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现计划三年完成!”话音刚落,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说什么都不肯再让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这么“倔”?何必跟“效率”较劲?简直是一根筋!
的确,对于讲求效率的智慧的当代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知变通,乃至于冥顽不灵了。三年,岂止是三本,着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只要愿意“坐家”,轻敲键盘,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只是,如此随缘、如此写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
同样“冥顽不灵”的,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声鹊起,然而他的出名,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为“笨”。十多年的时间,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平均到每天不过百余字。然而,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书库,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结晶。然而,这样的着作,定心读来,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为,认认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坚定地从“笨”处着手。古人吟诗“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方才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这种精神离今天的我们实在太远了。在速度与效率所带来的紧张与刺激中,精品之作也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不敢说今天市场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场利润的引诱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随浮华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流失了的春华,恰恰是我们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齿:“不行,最少三年!”?
“老爹”的智慧
老爹并不是我的亲爹,之所以这么称呼他,纯粹是为了与我那亲生老爸加以分辨。
老爹是做杠秤的。一手老茧可见他技艺之精湛。没错,老爹已经出师四十年了。
老爹是拜师学艺的,听说这做杠秤的是一户姓胡的人家。本来是不外传的,可是到了这一代却突然没有了接班的人,只好收下了老爹和蒋叔。他们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老爹呆板甚至有些迂腐,而蒋叔却对人曲笑逢迎。
他俩出师之后,在这一条马路两边各自开了一家秤店。一开始两家都红红火火的,可是日子一久,老爹的店面日趋单薄,冷清得有点凄凉,那褪了色的招牌即使挡在路上也无人问津。
一日,老爹看不下如此冷清的店铺,便关了门,信步走到蒋叔的店铺。进店一看,可谓人气兴旺啊!崭新而又鲜亮的招牌,更是让老爹心里一揪,既疑惑又羡慕。
老爹就呆在蒋叔家,一直到天很晚,蒋叔的店才平静下来。他俩在后院里摆上一桌小酒,边吃边聊。老爹有点羞涩地问:“师兄,你说我家店铺为啥那么冷清,眼瞅着就要关门大吉了。你的店,怎的就忙得不可交?”叹了口气,点了支烟,又给拧灭了。
蒋叔笑笑说:“你怎么就这般榆木脑袋呢?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叫你给他的秤少一两。你不能给他多一钱。你听他的,照做便是了。嗬,想起来了,有个大商家叫我出五十杆缺二两的秤,要不我分你一半生意?”
老爹听完,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喝完酒,朝蒋叔摆摆手:“那五十杆秤,你自己做呢!”
老爹的店依然那么冷清。直到有一天,听说蒋叔的店被人掀了,他才跑过去看看。蒋叔被堵在店里,落魄得像条狗。老爹问:“要多少才可以补救?”蒋叔说是四十杆秤。老爹回去一连几日黑白不分地赶,总算帮蒋叔还清了。后来,蒋叔的店关门大吉,他在一天夜里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老爹的店却日渐红火了。现在,每当有人怀疑斤两有问题,小贩们总是丢下一句:“这是老陈的秤!”那人便作罢了。
是的,老爹即老陈,名唤陈实。人们就敬重地这个“实”字。
民族智慧 代代传承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看爷爷用玻璃做佛龛。
爷爷少年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青年时遭遇侵华战争,中年时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他做过地主,也做过农民,是旧时代到新时代的缩影。因而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积攒下来的智慧在爷爷身上得以集中体现。爷爷做的东西,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做的玻璃佛龛细致又精巧,每一条接缝都是笔直的,每一条花纹都是对称的,放到现在,一定有人会说爷爷是“有强迫症的处女座”。
除了玻璃佛龛之外,爷爷令人啧啧称奇的小玩意儿还有很多。红红绿绿的胶片唱片剪成各种花色图案,贴到玻璃上,做成玻璃花灯。元宵节的时候提出去,比起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塑料或纸质的兔儿灯也好荷花灯也好,都要精巧透亮。奶奶穿旧了的衣服,爷爷戴上老花镜,一双粗大的手上下翻飞,不一会竟缝出一个小布包。别看这布包小,里面竟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暗袋,钱财放进去,取用方便又不易失窃。最妙的是爷爷亲手做的一根拐杖。普通的拐杖上,爷爷用榫卯安了一个可折叠的小凳,走路走累了,放下小凳,凳子腿加上拐棍正好4根,拐棍瞬间变成小凳子,可以坐下休息。
多年以后,爷爷去世。我便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精巧的佛龛,也再没有见过那样玲珑剔透的花灯。爷爷给我做的那只小布包,我小心翼翼存在衣柜里。可不管是妈妈还是姑姑,都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手艺。只有那个带小凳子的拐棍,悄然间成为广大老年人的福音,稍微起个早,便能看到满大街都是拄着这种拐棍的老人。那时候爷爷已经过世8年了。
提到智慧,我们能想到的总是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用智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他们智慧光芒的指引。然而我觉得,另一种智慧也不容忽视。它很小,不起眼,不仔细思量,甚至不觉得它是智慧;然而等到它消失的那一天,你一定会觉得生活失去了斑斓色彩。这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这片黄土地上积攒下的生活智慧。
我的爷爷只是一名非常普通的老人,他做的东西算不上“作品”,更谈不上“有造诣”、“大智慧”,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奇思和巧技就随风消逝再也不见踪影。华夏文明传承千百年的漆雕、精致中药、古琴演奏、宣纸刺绣等等,这些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文化结晶正在慢慢消亡。没有传承人,我们终究会有一天只能在史料上看到它们,轻轻感叹一句: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
发展科技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物质生活更加丰富、便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些曾经灿烂辉煌的智慧的结晶。关注技术革新的同时,传承文化的瑰宝,人们的生活才能更丰富、更精彩。这何尝不是更高一层的智慧?
爷爷在世时做的'玻璃佛龛还有一尊保存完好的放在家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做出比这更精巧的佛龛来。把这劳动人民的智慧传承下去。
中国,咱们慢慢来
中国古代戏曲中“水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水词”便是废话,《西厢记》中“开言有语叫张生”,“开言有语”便是水词,没了水词,音韵不谐,听着也就不美。汪曾祺曾经提出将水词编写整理成册,以供研究。
中国人的骨子里蕴藏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智慧。从舜至成汤以来,强大的民族经验赋予了华夏子孙细细思考的能力,濡养出如同老者一样耐心的智慧。
从前啊,女孩子会小心翼翼地聚拢起花瓣,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其磨成细腻香甜的胭脂;母亲手中的青红翠绿金丝黑线细细缠绕,打出梅花结或是菱形络子;工匠们会为桃木的窗户、衣边的滚子设计上百种图案,只为保证一宅人、物的美。
对美的执着乃至苛刻的追求,使以往的中国人从不缺乏耐心的智慧。中华的文化亦是一脉相承,不似意大利,他们从罗马的废墟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而语言文化却与罗马毫无关联,所以当他们自称为“罗马人”时,拉封丹的驴子笑了。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人们对那些细致且耐心的景象视而不见。木心先生在酒馆看见伙计往黄酒中加糖,便感叹江南不在。旧时黄酒是不加糖的,如今的人们已无耐心去细细品味酒中的苦涩和香甜了。若是有一天,我们只得称那些一笔一画勾勒出百子图和年画的人为“他们”时,又有何证据来告诉世人我们是华夏子孙?
西塞罗说:“我喜欢青年人有老人的智慧,正如老人有青年人的智慧。”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华夏的大地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而值此发展腾飞之际,我不禁要善意地提醒:中国,咱们慢慢来。
时下中国,百年来的自卑、自尊、憧憬与焦灼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去迎接那似乎必将到来的一派歌舞升平。我们似乎渐渐失去耐心,失去沉稳,只因一些同胞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轮船、高铁、飞机,科技的进步使天涯比邻,经济的签约日益频繁,而谁又能保证,那些“合同”比孔子木车上的典籍更使人信赖?
我们是否还有耐心,冷静地对待发展,放缓“席不暇暖”的脚步,盘点古典文化,重拾耐心的智慧?如果不能,来年祭扫时,牌位上就会出现一个和蔼的老人,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
中国,咱们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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