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前辈:
打扰了!您的文章在当时即广为传颂,后世也将您的作品奉为经典,后生在千年之后能得以欣赏到您的作品,实乃三生有幸。先生仙去后三百年,有好事者将您与昌黎公、河东先生、欧阳文忠公、令尊明允,令弟子由,介甫前辈和子固前辈合称为唐宋八大家,本意是想几位前辈的作品编于一辑,给后人学习文言文提供范本,却想不到引出一番是非。
后生惭愧,鲜读书,少阅历,所见所得恰如管中窥豹。自明以来数百年,社会主流皆把唐宋八大家作为文言正统,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早先后生亦深以为然。毕竟几位前辈确有震世之功:昌黎公止前世之奢靡,指秦汉为方向,疾言“文以载道”,开一代文风;唐亡后百年,神州饱受战火,文坛亦有风波。及至北宋中期,欧阳文忠公再度拨乱反正,继昌黎公之未竟,可谓复兴之举;先生您更不必多说,诗书画三绝古今少有,才华横溢。后生窃以为,唐宋八大家之于中国文艺史,正如春秋末年百家争鸣之于中国思想史,或是1927年索尔维会议之于物理史。你们好似耀眼的烟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顶峰,使后来者黯然失色。或许是受先生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和今人梁衡的《读韩愈》影响,在数位先人中,后生最推崇退之前辈。诚如先生所言,退之前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正六朝浮华文风。不仅如此,后生还敬佩前辈直言勇谏的刚直作风,一夜驱尽潮州鳄鱼的坚强意志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的逼人傲气。依后生所见,昌黎公正如同千年之后的鲁迅,为后世树立起“文归秦汉,诗模盛唐”的写作准则。
然而,寒来暑往,徒增马齿之余,后生也听到一些有关诸位先贤的非议。后生虽认为前辈并非徒有虚名,心中亦生疑窦。一个月前,后生于新得课本中寻得今人周振甫先生的《唐宋八大家论》,其中所引前人之言,后生阅后大为惊惶,始觉先生及之属所得盛誉,确乎言过其实。原因有三。先生及昌黎公所生之唐宋,人才辈出。退之尝与同道辩文于太学之中,且有牢骚之意隐于诗文,叹其示以正道而人皆毁之。先生亦曾与僚属谈文论道,所遇之人无有白丁。同朝者如摩诘居士,范希文正公等皆当世之名流。先生之才,诚不辜先生之名,然后世轻余者而独尊此八家,似有吹嘘之嫌。此乃一也。周氏所引《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三变。高祖、太宗时,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至玄宗时,上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亦雄浑;及大历、贞元间,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按其所述,先秦文风之兴,乃历史潮流之所向,历经三转方至于兹,如沟壑之既成而水注焉,非君所谓独韩公一人“起而麾之”。此乃二也。唐既没,五代之中,文风数变,及欧阳文忠公时有二百余年,此后旁门皆隐,唯韩柳之风独存,此固势之所趋,然欧阳公与先生等扬此风而抑他道,亦是此之因也。由此观之,先生之扬似非出于肺腑而有一己之私,意欲显己之正统而耀己之名。此乃三也。
数日前,后生偶遇一本名为《金元明清词选》的书,书中收录了宋佚后数百年间的部分优秀曲词。今人都说长短句首推宋词,但对比宋词和宋之后的词,后生发现所谓黄金时代不过是好作品相对较多的时代,并不是件件都是精品的时代。推而广之,所谓大师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在作品上尚不能十全十美,又怎么能在其他方面对他们要求过高呢?退一步说,无论先生当时所作所言出于何种目的,先生都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优美文章,历经千年仍旧熠熠生辉,为人们尤其是初学者了解、学习文言文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仅就此而言,先生及唐宋八大家里的其余前辈就对得起你们的名声,并非沽名钓誉之辈。
久闻先生乃一代文豪,想必先生对后生所言之事也有独到之见,愿先生畅叙高见,后生敬候先生华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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