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东方,陆地、海洋……
就是这里了。
传说中的拜占斯循着神谕,找到了这片欧亚交界、陆海相连的土地。这里因他而获得了最初的名字——拜占庭。一统东西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这战略要地上建起他的“新罗马”,这里就进入了“君士坦丁堡”时代。土耳其人攻入这里时,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首都,她又被称为“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出生时的伊斯坦布尔,已经褪下了奥斯曼帝国的光环。她见证完崭新的共和国诞生,又目送人们,将首都的称号献给亚洲那岸的安卡拉。此刻人们只想让她更先进一些,甚至狭义地说,再西方一些。过时的小店接连“让位给一连串更现代的企业”;工人们无休止地翻新路面,撬掉碍事的鹅卵石,偶尔在底下发现拜占庭时的回廊;雅骊别墅一栋接一栋地被烧毁。往日的辉煌不再,新生的事物还是稚嫩潦草的模样。没有什么比这样一座“废墟之城”更能引起人们的感慨了。少年时的帕慕克对大雪情有独钟,只因此刻的伊斯坦布尔可以拥雪而眠,用白色掩盖荒凉与污秽。所谓的“呼愁(hüzün)”,就在这苍凉的大背景下,油然而生。
时代的忧伤扩散成集体的“呼愁”。挤在水泥建筑之间的清真寺、旧城墙、小拱门,用自己残破的形象,低声诉说着“呼愁”;冬日行人身上暗色调的大衣染着“呼愁”;黑白电影一遍遍地放映着“呼愁”。课本上那些描写奥斯曼帝国丰功伟绩的语句,家中从未被人们弹过的钢琴,日渐衰落的家族,父亲与伯父生意的不断失败……这一切更加深了帕慕克身上的愁绪。
那时的伊斯坦布尔因众多与时代不相称的遗迹而让人倍感凄凉。同样与时代格格不入,同样充满哀愁,我想起了另一座与她相似的城市,京都。和被西风吹拂的伊斯坦布尔一样,60年代的京都则为快马加鞭摆脱二战耻辱的建设热情所包围,人们拿出明治维新时的劲头加紧美国化的步伐。但川端康成,却逆着西化的浪潮,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哀愁,在笔下展开一幅古都浮世绘,希望保存这座“精神故乡”的东方记忆。他让《古都》中退役的老电车,千重子身上过分朴素的和服,绸缎店的格子门,轻声对人们说:“不要忘记我的名字”。
回望我们自己的古都——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许多饱经风霜的古都相同,她们都未能完整保留鼎盛时期的动人全景。盛唐的象征——大明宫“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北京紫禁城的四倍,相当于三个凡尔赛宫,十二个克里姆林宫,十三个卢浮宫,十五个白金汉宫,五百个足球场。共11个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墙外的丹凤门大街宽达176米,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宽的街道……”但这一气势恢宏的东方奇迹早已变成零星的碎片,我只能从复原图上揣摩昔日的辉煌,回味这个传奇般的名字。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博物馆?还是一座热情奔放的大工厂?人们有时未经全局的思考,就在不经意间造就了城市的风貌。
地震,大火,洪水……有一些灾难城市无法躲避。而另一些,尤以我一直不能理解的纵火焚城为代表,则是人们强加给城市的痛苦。从楚人一炬到焚烧前明宫殿,再到英法联军烧圆明园,动乱中的人们就这么喜欢漫天大火的血色?就如此急切地想要毁尸灭迹,抹去人们的记忆?早年盛传旧雷峰塔塔砖镇宅辟邪,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抽砖者,再加上人们释放白娘子出塔的“一片好心”,这座在建立之初本与人蛇传说无关的塔,就在20世纪上半叶轰然倒塌,徒留身后一座空山,八十多年后才有新塔后继。而那些阻碍交通的旧城墙、老门楼,“霸占”寸土寸金的商业区的故居古寺,象征腐朽过去的泥塑木雕,更加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在人们破旧立新,急于与落后的过去一刀两断时,大多被迅速判处了死刑。
迈向新生的确需要付出代价。大家这样想着,对记忆的逝去并不在意。一座皇宫,一段城墙,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多大联系?然而,当人们慢下脚步,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想要寻找自己存在的旧日痕迹时,崭新的城市却不能给他们回答。或许有人并不在意文明遗产的保存,只留心现代的创造。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创造的城市也有了破旧的趋势,子孙们也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曾经的划时代杰作夷为平地时,他们还能从容面对吗?
有人如梦初醒,一下着了急,也有人想借寻回历史的名义另有所图。今年八月见诸报端的重建汴京就是一例。“七朝古都河南开封,将投资1000亿元,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此事在网络上流传也很广,但引来的大多是嘲笑、不屑。开封方面也赶紧澄清,“我们并不是想要复制一座‘汴京’城,而是要借助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实现城市在内在风格上的统一。”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
为什么会这样?帕慕克写到:“只有去看城市的过去,并以文字描述撩起的忧伤,方可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而在我看来,城市,是因为记忆而不朽,因包容而长存的。有人说:“中国各地假古城重建没一个成功的,想用此招振兴开封是妄想。”没有经历过历史洗礼,没有真实记忆的“新古城”,只是空洞苍白的存在,徒然劳民伤财罢了。我也觉得,圆明园无需重建,残垣断壁、枯草孤树间那份真实的愁绪,更能激励人们尊重过去,珍视当下。对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来说,包容意味着东西方的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不仅要保留曾经的辉煌,也要包容曾经的伤痛。而我们的今日就是明日的历史。抱着尊重过去的态度,古迹毁灭,美好的传统荡然无存的悲剧就会少一些。而如果我们能更尊重当下,在建筑设计之初就做好了让它经历百年风雨、千年沧桑而成为历史的准备,那么资源浪费就会少一些,低俗怪诞的大楼,粗制滥造的工程,也会少一些了。
“奥斯曼逐渐消失的文化遗迹,无论多么令人悲痛,却未令我们裹足不前。”帕慕克也曾这样说。世界舞台上以独特魅力而闻名的城市,就算是尊重故去有如罗马,也绝对不是一块冰冷的历史切片,一座纯粹的博物馆。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之所以令人动情,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写到了令人伤感的城市废墟,而是因为那是“一部个人的历史”,因为这里有美丽的母亲,形形色色的同学,还有过初恋少女的身影,城市因为人而深情款款,变得细腻而温柔。我理想中的城市应该是这样的,她保存着一些美好的传统,她有丰富的建筑可供人怀古,而这些建筑也担负着现代的使命,它们可以成为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甚至是茶馆、咖啡厅——只要还能留存一份宁静;更重要的是,她是芸芸众生存在过的见证,她用古迹唤起历史,用一棵树,一座小公园,一艘渡轮,一条公交线,唤起某人少年的记忆,让阔别家乡多年的游子,情不自禁地喊出她的名字。
纷繁的细节构成人生的记忆,众多个人的记忆拼贴成完整的大历史,正如圣索菲亚大教堂闻名于世的马赛克拼贴是由众多的小方块组成的那样。奥斯曼人来到伊斯坦布尔时,为大教堂的美丽所折服,他们未将这座异教教堂推倒,新建一座清真寺。苏丹二世将大教堂转变为清真寺的过程,只是移去钟铃、祭坛、圣幛、祭典用的器皿,用灰泥覆盖基督教马赛克。后来才逐渐加上了一些伊斯兰建筑。而现代的专家想让这些马赛克重见天日时,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恢复拜占庭,就意味着毁坏伊斯兰。没有人能说明马赛克比那些伊斯兰书法更重要。它们穿越了文明的鸿沟,共同经历历史的风霜,此刻已融为一体,彼此相依。复原者只得将这一麻烦搁置,让它们继续保持这种奇特的姿态。
人们凝视城市时,应该像端详一块沉积岩一样,看到文明的沉淀与生长。东方与西方,古老与现代,它们之间只有朦胧的过渡,而非生硬的定义。城市因此而丰富、鲜活。
不管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这块土地已融进帕慕克的血液,与他如影随形。《我的名字叫红》中的谢库瑞带有帕慕克美丽母亲的痕迹,帕慕克钟爱的白雪更是落进了《雪》的全篇……就算这片土地有荒凉,有残缺,他还是带着眷恋提及她的名字——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在满怀悲伤地描写完肮脏的炮筒、吵架的家人、焚毁的别墅之后,他在最后仍说:
“有件事始终不变:博斯普鲁斯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所有的居民。”
人类妄图封锁这道将伊斯坦布尔一分为二,使黑海与马尔马拉海南北相隔的海峡,截下往来的所有船只,但人们永远无法截住海峡间自由来去的洋流,无法封锁鱼儿的洄游,更截不住历史的波涛与融合的潮流。历经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古老与时尚的冲突,伊斯坦布尔的本性未曾改变。也许正因拥有坚定的记忆和博大的胸怀,她才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座地跨亚欧的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毗邻而存,独立大街和巴格达大街隔海相望,Maslak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它们无不带有这座“东方巴黎”永不磨灭的独特风韵。
把你的名字,铭刻在古老的遗迹上,用现代之光照亮;让你的名字,在我血液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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