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论》为《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之一，大家是否阅读过这本书呢？从中又收获了什么呢？以下是小编精心准备的《赋税论》读书笔记，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赋税论》读书笔记【1】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断断续续地对《赋税论》进行了阅读，这也是我读完的第一本经典经济学著作，收获颇丰。不过配第在前言中十分谦虚地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楚我脑海里的一些令我烦躁的想法，而不是供他人参考或者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我想，几百年来，有无数人在《赋税论》中收获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赋税论》的目录大致反应了其内容：一、公共经费的支出、增加与对策；
二、赋税征收的障碍与征收方法；
三、利息、自由港与各种税种（关税、人头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等）的介绍与具体征收方案；
四、彩票、捐献、垄断、刑罚（罚款）以及其他筹款方法。
总结一下，《赋税论》的内容大致为财政紧张（公共经费支出增加）及其原因，以及解决财政紧张的方法（即征收各种赋税以及其他筹款方法）。这里面蕴含了配第大量的赋税思想，如公平的征税原则。他在《赋税论》第三章“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如何才能减少”中指出“：不管赋税多么重，如果政府能一视同仁，按照合理的比例对每个人征税，那么相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负担了赋税而使自己的财富减少，人们的财富关系不变，每个人都保持了原有的地位、尊严和身份”。这反应了其公平的赋税思想，在当时那个等级特权观念相当强的时代我想是十分难得的。而且配第认为国家不应该征税过多，同样是在第三章“导致国民不甘心承担赋税的原因如何才能减少”中，配第认为“如果国家课征的赋税过多，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不足以维持国内正常商贸活动的需要，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作量的减少” ，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导致市场货币的短缺，这就形成（或导致）了公共开支增加的第四个原因———货币的短缺。尤其在是当时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政府规定所有的赋税都必须用货币的形式缴纳，这看起来似乎时有些不合理”。特别是针对某些税种，需要从新考量，比如什一税。“由于无能神职人员的增加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什一税的负担越来越重，国民普遍对它有意见，因此适时降低它的税率以及对什一税重新规定的话，无疑会有利于增强国民对国王的爱戴和尊敬，也就不会引起大规模的骚动了”。配第在征税的管理上的观点也颇为新颖。他认为“关税征收额度的标准应该是，确保守法人的负担比违法人的负担轻，守法人的安全比违法人的安全更加能够得到保障，守法人比违法人更加能够得到利益”。 这也要求国家在税收管理上要加强法制建设，使得守法者的利益得到保证、违法者的成本大于其收益。
除了跟赋税密切相关的思想之外，配第关于国家建设、社会分工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思想也相当有意思，而且这些也是更能吸引我的注意力的，现列举一些。在第一章“公共开支的第三项内容是神职人员的神职薪俸”中，配第指出“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逃避世俗的法律制裁是多么容易，隐藏证据、捏造证词、歪曲法律条文的意义、妨碍司法公正等等都是那么容易做到，我们就应该认识到神职薪俸这部分的公共开支是多么的必要”，这包含了他对司法的讽刺和痛恨；配第认为虽然很多学校是由私人捐助成立的，但是由于其目的的公共性，故也应该属于公共开支范畴；在第二章中，配第深刻指出“进攻性的对外战争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可告人的私人恩怨引起的，但是却往往以公共利益为堂皇的借口而发动”，对统治者的好战行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讽刺。而且配第认为“在国内始终保持战备状态是抵御外国人入侵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这种观点在现在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配第认为最有效率的社会分工应该是这样的：“假如某一地区共有一千居民，其中一百人为全体一千人生产生活必须的食物和衣服，两百人生产用以和其他国家以货币形式或者实物形式相交换的产品，四百人从事服务业，负责全体居民的休闲娱乐，制作奢华的装饰品，再有两百人是行政官员、牧师、法官、医生、贸易商和零售商。余下一百人从事一些公共工程的行业”。这是一种非常又效率的社会分工，可以保证社会的产值达到最优化的产出。因此配第十分反对某些职业从业人数过多供过于求的现象，比如医生和法律职业者以及政府官员，他认为这些职业已经明显供过于求了，在浪费着大量的国家资源。我想，这种观点在现在的中国也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配第在第三章提到“当人们想到他们所缴纳的赋税被花在搞宴会以及盛大的集会上，被用于粉刷凯旋门等事情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不满”，虽然“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正是这种盛大集会的支出使得被征收上来的货币立刻回到了那些对社会最有用的人手里”，这种观点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并不是所有的奢侈行为都是对社会无益的，也许也有利于促进资金的上下流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配第认为“对一般人而言，买彩票的行为就是自己向自己征税，所以彩票实际上是对那些不幸的自我陶醉的傻瓜们所征收的一种赋税”，读到此处，不禁大呼精辟！出于专业的原因，我对配第在第十章 刑罚的论述十分感兴趣。配第十分反对各种无节制的肉体刑和自由刑，他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能动的要素。国家杀死其成员，或者切断其成员的肢体，或者将其成员监禁，都等于惩罚国家本身。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地对其成员实行这种惩罚，而把这种惩罚改为能增加劳动力和公共财富的罚款”，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的思想。另外，配第还认为刑罚和法律应该公之于众，使人们得以了解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以防止刑罚的滥用（警察从不事先贴出告示告诉人们在警岗附近不得随地小便，但一旦有人这么做，他们就会强迫人家缴纳他们开出的罚款单）；配第更为有趣的观点是“官职与垄断的性质相同……只不过官职与人的活动和职务有关，而垄断与商品买卖有关罢了”，官职在设立之初应该由那些“能够应付一切突发的、紧急的、难以处理的事件，并根据自己执事所经历的一系列偶然事件，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法则，再以此为后来的人指路的人”担任，“现在却是由最一般、最浅薄、最愚笨的'人担任了”， “法院工作的收入之丰令人炫目，被人们称作法律之光，当法学教授和司法人员无事可做的时候，它却大放异彩”。这样有趣的观点还有很多，在这里就不穷举了，正如配第在第一章最后一句所言，“就我的目的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尽管《赋税论》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对教会组织和国王以及爱尔兰总督的偏袒和辩护，但他很多的思想有种永恒的普适的价值，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实用意义。读一本好书，就像同一个高尚的人对话。这本书仅仅第一次读，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注意到的同样也是配第思想结晶的地方。我愿意在以后的进一步阅读中继续发掘。
《赋税论》读书笔记【2】
本书为《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之一《赋税论》，本文结合爱尔兰的现状及社会问题主要阐述各种税收类型的性质职能，同时也在行文中穿插了其他税收的相关概念。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和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 《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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