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专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百态的作品。下面是儒林外史读书笔记，快来围观吧。
儒林外史读书笔记【篇一】
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了。说终于，是因为读的很不轻松。但凡读书，总不免揣磨作者的意图，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想表达什么感情或什么思想?他刻画的人物在讴歌谁、讽刺谁、批判谁?这些问题，在读《儒林外史》时都非常费思量。
但这并不影响我很投入地将它读下去。整本书尤如一部精彩的记录片，作者则是一个高级摄影师，把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立场态度、见闻遭遇，等等等等，冷静地、细致地、不厌其烦也不厌其精地记录下来，不议论、不评说。面对原汁原味的儒林中百态人生，你爱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情。
《儒林外史》中记的是儒林中人，因此人物众多，你方唱罢我登场，其讲故事的方式和陈思诚导演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一样，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独立，过度处人与人又相互牵联。不仅主角在转换，故事场景也在变化，南京、苏州、杭州、杨州、天长县、南昌、徽州府、苗疆、山东、京城......寺庙、府第、名胜、营帐、河边、船上、妓院、金銮殿、公堂......读这本奇书好处就是可以从很多地方开始读，也可以读到很多地方放下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不用一些心，读起来如猴子掰玉米，捡了后面丢了前面，读到云里雾里去了。
直到把全书读完，借助简单的读书笔记，对书的概貎才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话说万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虽然水旱偏灾、流民载道，皇帝是不管的，他得意于太祖高皇帝创立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选人才，想起可能有漏选了的人，穷其一生也没入翰林院，于是着群臣到各府、州、县采访一年，收集已经死了的儒修们诗文、墓志、行状，经层层考核选拔，为这些死去的读书人放皇榜。榜分三甲，第一甲取前三名，第二甲取二十名，第三甲取三十二名。发榜后刘尚书在国子监隆重祭奠。(第五十六章、神宗帝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这本书，讲的就是这榜上55名已故儒生的生平片段，那些片段足以反映这个人的学识、为人。当然，有些人的生平讲的详细，有的人讲的简略。
第一甲第三名杜仪即杜少卿，是全书着墨最多的人物。他乐善好施，把祖上留下家产渐渐地被送光、借光、骗光了，于是从天长县搬到南京，日子越过越拮据。但他还是不改本色，携夫人游山，千金散尽不眨眼，任世人如何讥谤，恬淡度日。他富有才情却淡泊功名，既不参加科举考试，官府找上门求他做官他装病推辞。对名利场中人他冷眼相待，对旧仆、孝老爱亲的人他倾囊相助。虽然有人非议他不会营生、有些傻气，但提到天长县杜少卿，多人称其豪杰。杜少卿这个人物，寄托了作者对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有济世情怀，还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第一甲第一名虞育德、第二名庄尚志，都有淡泊功名的想法。然虞育德因诚实报年龄而被嫌年老没入瀚林院，自己没有遗憾，回乡做博士。庄尚志因一蝎子作怪，顺坡下驴，还得钦赐玄武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生前对功名绕道走、或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死后还是被钦点第一甲前三名。皇帝的一厢情愿，不知道会不会让三位名儒不得安宁。
写的较多的，有特点且人品好的人有第二甲第十九名鲍文卿，为人忠厚本份，本一戏班经营人，对上不瞒，对下不欺，乐善好施。死后，被他以情营私营救过的王县令，为他写了一篇铭文，经考察榜上有名。第二甲第十二名、十三名娄琫、娄瓒兄弟俩，遍访名士，求贤若渴的样子。也被假名士骗过，但不以为意，不改结交名士的初衷。写的较多的，有特点，有劣迹的人有第三甲第二十一名匡迵。本是一名事亲至孝的乡村好青年，后因孝而被县令资助进了名利科考场中，成了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小人。还有第三甲第三十名牛浦，穷小子爱读书本来可敬，可心眼长歪了，欺世盗名，做人阴损。可见鱼龙混杂徒有虚名者，古已有之。
着墨不多但很有特点的人有周进、范进、季遐年等人。前二人为进学营营半生，一个痛极生疯、一个乐极生疯，后如愿以偿，相互提携巴结。后一人恃才放旷、目中无人。只是写得一手好字，就认为当拖着泥泞的鞋子待在人家书房，被人请去写字还臭骂人一顿，写字要小和尚按着纸，稍不如意非骂即打。这些怪僻乖张的人都在死后皇榜高中了。还有一个另类女子沈琼枝，逃婚、卖字、闹公堂，押解回家途中，她的故事被船上遇见的两名妓女取代了，不知所终。因在南京卖字被杜少卿访问过，想有人替这个奇女子写过文章，于是，她被点在第三甲的第一名。
特别要提到的是严监生严致和，他不在榜上。其兄严致中即严大位，列第三甲第二十六名。在口口相传中，严监生致和是悭吝典型，临终前指着两根灯芯不能瞑目，直到夫人拔了一根灯芯才咽气。殊不知，他的兄长严大位欺占别人家的一头猪，遇讼又远避他乡，是严监生出钱平息乡怨。他夫人病重，两位大舅和夫人求他将妾赵氏扶正，夫人逝后，无意中发现夫人节省收藏的五百两银子，想同是节俭人，竟思郁成疾。他用夫人积存银子资助两位大舅去参加科考，而后病逝。其实他是一个念旧情、节俭的人，只是对自己吝啬。而他死后，其兄又要逼走赵氏夫人，霸其房屋。这个不良兄弟倒是死后榜上有名的，而严监生也被广泛歪解着，真让人叹息!
作者在小说中保持中立，只描人记事，不议论评说。但其中人物的很多高论，可能代表当时的思潮，也可能反映作者的态度。如第十三回马纯上向蘧公孙讲文章、讲举业，第三十六回虞博士和他的门生议论杜少卿，第四十四回迟衡山向余特论风水，第四十九回施御史和高瀚林谈功名与学问，等等。有的说法非常有见地。如说为父母寻风水宝地安葬，当思不让父母被水淹、遭蚁穴，而不是为兴旺后人，后者想法不仅不可靠，而且是不孝。又如说功名与学问，“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书中，这样深刻的交谈很多，也是这本奇书耐读的重要原因。
书中确实常常可见科场的局限、任人不贤，官场的腐败、徇私枉法。然都像杜少卿那样逍遥局外，为有限的济人掏空自己，这真的是儒修们的典范吗?徐加胜博士说过：中国读书人都有建功立业的志向。而修齐治平又是多少读书人理想的道路。然而，学问与功名也许可以相互成就一时，难以相互兼得一世。至力于学问者功名有限，也就是施展的舞台有限;而能挣到功名者，难保初心，否则功名不保。常常不自觉地成为发展的牵制。一本《儒林外史》读下来，还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阅读的过程中还常常感到，传统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坏的传统像魔咒一样难以摆脱。昔日儒林种种丑态，官场种种丑恶，到现今并未绝迹，遇见相宜的气候还会葳蕤自生光。而好的传统却像捧在手中的水，漏了再难收回。人心不古，一些淳厚的古风古俗倒丢的很快。像《儒林外史》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萍水相逢、你诉了苦衷，素不相识、我倾囊相助，现在可能做得到?连老人倒在路上扶不扶都成了问题，漫天飞骗局，随处见设防。读书人牛布衣死在庙里，和尚装殓、厝棺、念经超度，念他可怜哭了一场又一场。杜少卿家老仆人逝世，他已是穷愁还倾力安葬也是哭了一场又一场。而今很多老人逝世真的成了喜丧，不但不见人哭，人们唱戏闹葬整得热闹又嗨。掩卷沉思，思古看今，不禁一声叹息!
古典小说中，如果人物头绪多了，就用一个榜理一理。如《水浒传》有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一百零八将排座次，《封神演义》中有个封神榜，据说《红楼梦》后有个情榜，《儒林外史》中有个功名榜。顺榜再思，草蛇灰线便明朗起来。这是我的一点读书方法。
儒林外史读书笔记【篇二】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儒林外史》是一部专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百态的作品，以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和对制度造成的人性畸变的精准刻画而成为中国流传千古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科举制度，打破了官僚阶层的世袭状况，使得广大平民的向上流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它的有效推行使得中国的官员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大大提高了官僚阶层的`知识能力和整体素质。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然而应该看到，由于科举考试名额的有限和内容的局限性，它不仅使得中国的官员知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也使得中国读书人在争取好的名次时出现工具理性优先于价值理性的状况，为其成为官员后的实用主义道德观，甚至大肆贪腐，埋下了隐患。从明代开始，理学和八股文形式在科举中的广泛应用，更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国家推行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钳制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有效工具。正是基于这些弊端，运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才会在晚清新政如火如荼之时，被大清统治者废除。
《儒林外史》与作者吴敬梓生平：
百度百科查出的吴敬梓生平如下：“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
由此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当中的杜少卿，应该就是作者吴敬梓的化身与写照。吴敬梓出身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这让早年的吴敬梓既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又能拥有傲视官场、不为科举所驱使的资本。而这样的出身也使得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和皇权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大肆嘲弄那些死读书、为区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庸俗士人;另一方面，他又对具备真正儒家精神风范的士人，包括这种精神背后的皇权，具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与想象。《儒林外史》之所以会采取前三十回讽刺，后三十回励志这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方式，显然跟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有着密切联系。吴敬梓反对的，仅仅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机械化的选拔方式，而并非反对科举制度本身，更是无意质疑皇权和整个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的成书背景：
十八世纪初，封建皇权统治和科举制度均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处在衰落和崩溃的前夜;
儒家道德伦理的双元对立状态越发严重，一方面是纸面上恪守道德伦理、追求内心修养的程朱理学，一方面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言行不一的唯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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