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选择了飞翔的努力,收获的是翔于云端的非凡;蝉选择了“知了”的自得,收获的事栖于枝梢的平庸。
当仲永年少即锋芒毕露时,可曾想过日后的泯然众人?当赵括临阵夸夸其谈时,可曾想过战时的身死人手?当马谡军帐中信誓旦旦时,可曾想过败逃时的两泪涟涟?
于是那一次次言与行的本末倒置,定格了历史的曲线。
其实,言与行的辩证,正如同水与桶的关系:空气如言行如水,而只有当桶中的水愈来愈多时,桶才会变重。仲永、赵括、马谡,哪一个不是质地优良的“桶”呢?只可惜不装水的桶如不能跑的车一样,于历史的实在性而言毫无用处,倘如真的非要说出些价值,那也只有将他们陈放于史书的博物馆中,供后来者引而鉴之了。
于是有人便言:沉默是金。于是鲁迅先生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然而,这于我看来,沉默与沉默之间,却是有着质的区别。
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金子,也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会导致灭亡。在相同的沉默的表象下面,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当1840年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当琦善等人惊呼着坚船利炮不可抵挡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选择了沉默。然而这沉默并不是屈服,而是蕴含着“行”的沉默。当然,也只有这样的沉默,才能孕育出爆发。
于是便引出另一种沉默——彻底沉默了的沉默,预示了灭亡的沉默。
所以,“行”的作用便显而易见,即便是沉默,若内蕴着“行”的苗芽,也会指向成功。
当然,行胜于言并不是将言置于无用之地。若成功是行于海上的帆船,言便是风。风既能助船破浪,也能掀起波涛吞啮希望。若成功是种着麦苗的田地,言便是雨。雨既能滋润大地,也能引发洪涝水淹千里。所以,“行”固然重要,但没有“言”指导的“行”却将是一个更大的谎言。
当小鹰选择了翔于云端的非凡,它就要付诸努力,因为行胜于言;当知了选择了自鸣的得意,它便注定了平庸,因为行胜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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