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爱国者，您会想起谁？”面对央视的应景街访，有人回答周恩来，有人回答导弹。答导弹的，大约是天性幽默，小伙爱跟央视开玩笑，央视能公开这玩笑，都算有进步。答周恩来是标准答案之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嘛。
有人回答说，和平年代，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爱国。斯民于斯土，不被欺负地活着，就算好日子。不被欺负，意味着外争国权，内护民权，即免于主动暴力的自由。说到底，国家的权利，不过是所有个人权利的集合。政府之所设，宪法之所立，意义恰在于此。
99年前，陈独秀不仅在杂志上痛批刚颁布“袁记约法”的袁世凯政府，也痛感国人缺少对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基本常识。“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在他看来，如果不懂国家的目的，不了解国家的现状，难免爱之而适足以害之，“爱国贼”一说，警醒的便是这点。
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形势下，陈独秀激愤地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李大钊不同意他的看法，提倡爱国“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
爱国，就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李大钊尤其强调了先觉者对国家的责任，他不会赞成“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但显然不会反对“令祖国得自由”，国家被侵略被奴役，本质上就是所有个人权利被侵略、所有个人被奴役，面临内忧外患，仁人志士起而行之，本意都不外是求得国族的自主、国民的自由，而这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儿。
《灯下漫笔》里，鲁迅对“一治一乱”的中国历史做过划分：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文学笔法，未必符合历史真实，鲁迅主要批判的无非是皇权帝制及其现代变种，希望国民争到“人的价格”。跟李大钊“改进立国之精神”一以贯之。鲁迅正以其激烈的批判，彰显其爱国情怀。
站起来，是一百七十多年以来国人的最大心愿之一。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号到了中国的病脉。“世界大同”尚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在人类公义之下，追求国族的正当地位与国民的正当利益，正是爱国的必有之义。
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要完成的，是从帝制家天下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体系刺激下的`一种文明体系的涅槃重生。这次漫长的转型，经历过君主立宪、“远东第一共和”、联省自治、训政及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在1980年代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
有人主张抛弃“人民”这个似乎有敌我含义的政治概念，但事实上“人民”这个词不必然包含敌我，例如美国宪法第一句就是“我美利坚人民……”；亦可以是一个法律概念，含义是全体国民的集合。尤其如今两岸关系大大改善，港澳实行“一国两制”，“人民”这个集体概念，不仅要落实在大陆的一个个具体国民头上，且有了更深、更广的含义，“国家”的内涵，也应超越一地的人民、土地与具体制度安排，尽可能地囊括两岸四地的斯土、斯民、斯制。
因此，秉承陈独秀所说的对“国家的情势”的自觉，今天的国人，已有了刷新认识的必要。今天的爱国，有个绝大的课题，就是求得全体中国国民的底线共识。在这种新情势下，在国内过好自己的生活，在国际上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自然是爱国。
更进一步的爱国，还得继续推动法治与公共治理改革，在维护每个国民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使国族成员，对自己生存其间的秩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并将这个认同淬炼成美好的“立国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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