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向来认为,但凡好的写作者,都有一个不得不写的理由。或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志”,或是笔来鞭辟黑暗。前者如司马迁,后者如鲁迅,他们皆想在死处搏一个生机出来。
司马氏之名,千百年来被人们赞于口,仰于心,借的是什么?当是那部“史家绝唱,无韵离骚”,除此之外,别无答案。想想看,司马一氏至迁止,史官的名位早已葬在了黄昏后,空留一个闲职与一把毫无主见的笔杆。到了因言获罪,辱于宫刑的地步,司马迁可以说是心伤形败,毫无希望可言,虽生实死了。然而绝处逢生,就在那陡然的一转。司马迁好似丟了一切,可终究没有丟失他士大夫的气节,没有丟下一个文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史记》的存在,给了司马迁一个活于当世的理由,一个彰于后世的凭证。如果没有那只笔,没有写作,司马迁也只是司马迁,一个无望的濒死者罢了。所以,说写作延续了司马迁的生命,是可以的;说,写作赋予了司马迁生命,也是可以的。
而鲁迅则在愚昧的脊背,用笔划了一道口子,欲为中国国民搏出一线生机。“真的猛士”者,不仅是赞美,更是一种警示。鲁迅弃医从文,不就是发现了医可以医“生”,却没有医“死”的力量。医“死”者,唯写而已。所以“猛±”者,是从精神上给以冲击,从而使其焕发生机。重病还需猛药。
自古而今,“写”就如负栋之柱,支撑着苦难者,如洪钟大宇,警醒着衰迷者。向写而生,是自赎之道,是救世之道,是从心灵上寻觅出路,是绝处逢生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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