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的次数少,这是我心中的痛;而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做一桌好吃的饭菜,像待亲戚一样接待我们。仿佛我们的回去,不是去看望母亲,而是对母亲的恩赐,这更让我痛上加痛。
母亲打心眼里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和我们坐在一起,说话唠嗑,吃顿团圆饭。母亲高兴给我们做饭。但是,每次做饭前,母亲又总是顾虑重重,尤其是用手和面时,母亲更会面露难色,或者说是愧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看我这手,都洗了好几遍了,就是洗不干净。做了饭,怕你们不吃。”说着,母亲把手伸到我们面前。
这是我这样仔细地看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已经老了,已经老的不成样子。手掌和手背都高高的肿起,把本该有的皱纹,都拉平拉直了,就像母亲亲手蒸出的馒头;五根手指就像五根干瘪的枯树枝,黝黑,粗糙,弯曲,没有一点儿美感;手指骨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像张着的嘴,吃进了很多的沙子,消化不了,堆积在肉里,再也洗不下去。
我常想,我的母亲天生就应该是个庄稼人。她的宽大的脚板,可弯曲的膝盖,厚实的手掌,都是为土地而生的。母亲不习惯城市。城里的路太硬了,楼太高了,车也太多了。在城里,母亲总会被硌疼了脚,总会迷失了方向,总会找不着回家的路;在城里,母亲会手足无措。可是一旦回到农村,母亲无论做什么,都会觉得顺心顺手。她的脚板可以轻巧的走田间小路,她的膝盖可以在土地上任意的摸爬滚打,她的手可以随意抚摸地里的每一株庄稼,她的心容易满足收获后的简单快乐。
每年春节过后,日子还没有走出正月,母亲便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或者说,一年的劳作开始了。母亲端来一簸箕花生,坐在正屋靠窗下面的一个小凳上。早春的阳光总是很好,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的身上,暖烘烘,像给母亲穿了一件花棉袄。母亲开始剥花生。这是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生,个头小,果仁儿瓷实,和花生皮之间几乎没有缝儿,摇一摇,没有“哗楞、哗楞”的响动,剥起来,也没有“嘎巴、嘎巴”的脆声。这种花生不好剥。我曾陪母亲剥过,但没多会儿,手指肚就受不了了,生疼生疼,而且还起了一个白色的小肿包。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手指肚还一涨一涨的,火辣辣的疼,好像里面的血液都沸腾了,要溢出来。而母亲则很平静,不慌不忙,一粒一粒地剥着,脸上还含着浅浅的笑,好像眼前这一簸箕种子,早已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花生,把我们的西屋都盛满了。家里有十几亩的空闲地,而这十几亩地的种子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剥的。我不知道,这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日夜夜,又有多少个夜晚让母亲辗转难眠。但我知道,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母亲的手,会由疼变麻,由麻又疼,最后,直至老茧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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