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王廷英大爷于今年清明后不久去逝了。我回想起王老师从前教我们时的音容笑貌,不知不觉中生发出深深的思念之情,总想拿起笔写出来,以表达我的哀思。
王老师和我们同一个村子,而且是同姓。按辈份我应称呼其为大伯,但我们这里把大伯呼作大爷。在我入学前并没有见过,因为他那时是公办教师,家里没有自留地,一直住在学校。学校离我们村不足二里路。两排房子,多是草房。那时王老师住着两小间草房,当门一间隔作南北两半,近门靠西墙是泥巴垒的灶台,靠东墙则放着一张案板;而那北面的半间大约是其儿子的卧室。里面一间是王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听大人说,师母早年去世,留下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已送亲戚;小的是男孩儿正在上学。
我应该是71年初入学。刚过正月十五,春寒料峭。我穿着一件红色洒花小大衣,和同村的孩子一起,随着一位家长去报名了。出村向南约一里地,翻过一道水湾沟,再走上半里多路,就到学校了。我们走过学校围墙东侧一棵异常高大的柳树下,来到了校园南面的正门。
同来的家长领着我们去报名了。其时我是第一次见到王廷英大爷,他那时大约四十岁,坐在那里,偏梳的头发,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人很高大。一边鬓角之下,有一块很显眼的疮疤。他的门牙挺长,见到人总是一副和善微笑的样子。那位家长和王老师说着话,一一给我们报了名。
从此我便跟随王老师上学了。那时学生的学名皆由老师来起的,这样,一位语文老师就要为几十个学生起名字。开学前几天,老师是要一一点名的,这样便于老师把名字与学生对上号。可是一连几天,王老师也没有为我取好名儿。直到一周后,他才为我选定了现在的名字。可想那时他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
那时的学生是没有课桌的,学生趴在木板上。那木板约半寸厚,两头钉上小木条作横梁,以防裂开。两端用泥墩支起,人若坐在木板中间竟可一颠一颠地上下簸动,甚是好玩。这木板叫号板。那时我们趴的是较短的一种,排在两边,中间是走道。每一张号板趴四人或五人。
王老师是教语文的。当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王老师便一手端着木制方形粉笔盒,一手拿着课本和教鞭走来了。当走近教室时他就会紧走几步蹬上讲台,步伐矫健有力,显得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把教具放下,然后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画像站定,口里严肃而大声地说:“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说着自已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也跟着弯腰鞠躬。然后坐下开始学习。
我记忆最清的是王老师教我们汉语拼音。他把字母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然后用教鞭指着一遍又一遍地领读。他的声音柔缓而洪亮,那样专注,脸上完全没有了平日的微笑。我们背着小手,挺直地坐着,一遍遍地齐声跟读。
王老师是四乡公认的好老师,他的态度是那样和蔼,面容是那样慈祥,对学生是那样关心。在那时,我们写作业用的铅笔都是由王老师削好的。每次写字前,他把事先削好的铅笔一一发给我们,下课时再一一收回;他利用课余时间一支支地为我们削好,下次再发。就这样他每天都要花上好长时间为我们削笔。
那一年的冬天,下了大雪,天气非常寒冷。有一次,临上学时,父亲告诉我放学时他来学校接我,于是到中午放学时,我就真的在教室里等父亲了。王老师看到我和一个学生没有走,就把我们领到他的家里,说天气冷,做面条给我们吃。他放下手里的教具,马上挽起袖子开始和面了——和了挺大的一块面。和好后就用擀杖擀了起来。他本来身材高大,案板又矮,所以他擀面时必须深深地弯下腰去。他先把面团擀成面饼,再一次次地把面饼卷在擀杖上,滚动,展开,然后再卷起,再滚动,再展开,就这样在一次次地重复中面皮越来越大,最后覆盖了整个案板。这时他才直了直腰,露出了一脸的轻松。
恰在此时,我的父亲来到学校接我了。王老师执意要我住下,说:“你看我擀这么多面条,我自己一个人几天才能吃完?”但父亲不愿叨扰王老师,硬是把我带走了。
现在王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师生共处的那些日子却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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