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宋人以文字、以才学、以议论入诗的倾向,严羽力纠其偏,提出“妙悟”说,这对推崇盛唐传统,把握诗的形象思维特征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的论诗者,沿着严羽的思路滑向玄虚的另一端,即“以禅言诗”,一时文士中好佛者大肆呼应,遂成风气。晚宋的一些诗人还以“学诗浑似学参禅”为七绝首句,互相赓和,累累不休,明人亦复效颦不已。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清代不少诗论家认为,诗以情性为本,而禅见性而忘情,这种诗学观背离诗的艺术特征,会将人引入歧途。所以,他们找到以书言诗的新视角,抛开禅学的玄虚神秘观念,以文人熟悉的书学作浅近的阐述,充分体现了本土文化中书、诗的优势互补与整合。
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现五百多种诗话,有些诗论家将书与诗作跨门类的比较,以书喻诗,说明作法,直探规律。如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九处地方以书说诗,讲透作诗原理。乔亿的《剑豁说诗》更具体地指出“字画有篆隶真草,诗亦有之”,并找出了它们的对应关系。如汉魏晋诗与隶书都具古朴意味,唐诗和真书在各自领域中都呈巅峰状态,李白之飘逸与张旭、怀素草书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诗与严书都饱含忠君忧国、大气鼓荡的沉雄气概,等等。这些对应,或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
诗、书的同一性在个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黄庭坚看李白的苹书,感到“其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而潘德舆评黄庭坚:“鲁直诗如其字,自以骨气胜,非以格韵胜者。”因为诗是心之言志之声,书是心之画性之态,外化为精神产品,其一体化是必然的。所以,诗书同构是文学与艺术相通的一个重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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