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之作,在创作背景上都是作者因倡导革新不成而被贬降职后的发愤之作,都是为表述他们虽遭贬谪却仍存济世安民之心的主题的散文名篇。尽管这两篇佳作在主题立意方面相近,但在结构技巧、语言表述等方面却又迥然不同,既可谓异曲同工,又各有其妙。
结构技巧不同
这两篇佳作文不甚长,但思想深邃,足见结构技巧之高超。《岳阳楼记》开头两语三言,扼要叙述修楼作记之事,中间以 “得无异乎”这一反问既开启下文对阴晴悲喜之景的描绘,又为最后精辟的劝勉说理阐明志趣安根设伏。文虽短却“以事出景,景中有情,情中潜理,理中蕴情,结构严谨、清晰、自然而又不失波澜。”在行文上作者可谓精心构思,严密组织,使得全文跌宕而又自然,有时似乎文意已尽却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明明是酣畅淋漓洋洋洒洒的描写的却非要旨,也非闲笔,层层推论正儿八经道出的似正确,却又以否定。《醉翁亭记》却以“醉”“乐“二字提挈全篇,连缀全篇,使得文章环环相扣,构思精巧,开篇似长镜层层推近,点出醉翁亭及其得名并自然引出山水之乐、游人之乐、太守的醉与乐。作者又巧妙地运用了照应和伏笔。“醉”是现象,“乐”为本质,“乐”是“醉”中之乐;“醉”则因“乐”而醉。“醉”“乐”一隐一现,一明一暗,联前顾后,前伏后应,不蔓不枝,一气到底,形成了谨严而完整的艺术构架。
语言表述不同
《岳阳楼记》为阐发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步思想和伟大政治报负,采用了记叙、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语言上骈散结合,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短语成对,琅琅上口,婉转有力,文章既整饬严密,句丽辞畅,又张弛有度,议论纵横。且造意深刻,造词精警,读之,音韵铿锵,思之文情壮美。《醉翁亭记》却不用议论,只在记叙描写抒情中表达他的寄情山水,与民同乐思想,借以排遣他抑郁复杂的思想感情,可谓情景交融,意境相谐。语言上则多用长句且长于对偶,有单句成对的,有双句成对的也有三句成对的。醉翁用它叙事,则明快简洁;用它写景则物美境幽;用它抒情则深沉含蓄。特别是二十一个“也”字的运用,又使得文意层次分明,语感节奏起伏,音韵和谐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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