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是一位散文家，但他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讲台上的朱自清，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讲台上的朱自清

　　朱自清的蝉声一提到朱自清，人们都知道他是散文名篇《背影》《荷塘月色》的作者，是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实，他还是一位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教师、教授。

　　讲台上的朱自清是一个亲切而又严格的老师，一个能将教师职业与文学爱好融为一体的著名的作家教授，还是一个能将国学与新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批评家教授。当然，朱自清的从教之路和思想历程是坎坷的，他一度曾想脱离教育界，又想以国学研究来躲避政治风潮，但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磨砺了他，爱国进步的师生感奋了他，亦师亦友的师生深情感动了他，他终于陶铸成一代令人钦敬的名师。

　　一、从“颇想脱离教育界”到终身从教

　　1920年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浙多所中学任国文教员，据黄延复《清华逸事》记载：朱自清从1920年6月到1925年8月这五年的时间里，先后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扬州八中、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十中、宁波四中、白马湖春晖中学等七个学校。

　　1925年2月，已从教五年的朱自清欲谋商务印书馆工作，他给好友俞平伯去信说：“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3月又去一信：“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倦之”的直接原因，他在信中陈述得很明白：“春晖闹了风潮，学生反对教务主任而不上课，当局开除学生廿八人，我们反对而辞职;结果，他仍被留在此，夏先生专任甬事，丰子恺改任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事。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没有联系上，适北京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成立国文系，经俞平伯推荐，胡适介绍，就聘他为教授。从此，朱自清再也没有离开清华，他的职务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尽管他主持系务任中文系主任16年(抗战时期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但他仍担任了教学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讲台，从教终生。

　　朱自清能站稳讲台、从教终身的原因，首先在于他能虚心听取学生意见、反躬自省、勤奋好学。在1920年到1925年这五年中学教师生涯中，朱自清在不同的学校碰到了不同的矛盾和困难：教与学的矛盾、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风潮事件，等等，使他产生了“倦之”情绪，但他“倦”而终不弃。以“教与学的矛盾”为例，朱自清大学毕业后执教的第一所学校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鲁迅、刘大白等都曾在这里执教。朱自清和俞平伯都是北大高材生，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到一师任教。朱自清当时22岁，而他所教的高级班的学生大都二十左右，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所以他就被学生称为“小先生”。朱自清虽然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不错的“新诗”创作成果，但并不等于就可以当好老师。“小先生”朱自清见了老学生不免感到紧张，加上他矮矮胖胖的形象与难懂的口音和穿着的土气，初上讲台的朱自清没有什么魅力，他不知怎样上课才可以让学生满意。只教了一个月的书，他便坚决要求辞职。原因是学生课堂上的发问让朱自清觉得自己的“学问不够”，觉得学生“不买他的账”。然而又被学生诚恳地挽留住了，终至于师生之间相处很好。他的学生魏金枝后来回忆说：“说话呢，打的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及至学生提问，他更是手足无措。“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静下来。”他将自己想辞职离开一师的事情写信告诉了蒋梦麟，不知内情的蒋梦麟以为是校方作梗，速致函校长姜伯韩说：“假如像朱自清先生这样的教师，还不能孚众望的话，一师学生的知识水准，一定很差。”当时一师学生自治会主席曹聚仁从校长处得到此信后，便拿着这封信去找朱自清，劝他留下，并说道：“教书是一种艺术，跟学问广博与否是不相干的。”学生们也一起劝老师慢慢来，不要着急，并陪同他去观摩其他班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情况。朱自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的确是自己不谙教学方法所致。他于是更加勤奋学习和认真备课，学生们开始喜欢听他的课。由此可见，一师学生不愧为是“师范”学生，不仅知识水准不差，且已有师者风度。而朱自清的虚心和自省，更是令人钦敬。虚心使人进步，善于接受学生意见，这是朱自清终能站稳讲台的重要原因。

　　讲究教育方法，实践教学民主，是朱自清深受学生欢迎的重要原因。经过在浙江一师、扬州八中、中国公学等学校两年的教学历练，到1923年朱自清执教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时，他的教学水平大有提高。讲台上的朱自清在学生的眼中，是一位亲切而严格、又具有“别致而善诱”教学方法的的老师。他的学生陈天伦在《敬悼朱自清师》一文中回忆说：“民国12年，我在温州中学初二读书，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说起他的教学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做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的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不少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设计作文表格计分法，以激发学生作文的积极性。因此，温中(包括中学部和师范部)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他只得尽可能多担任些钟点。奔波于两部之间。但他不因课多而敷衍，每每拭汗上讲台，发下许多讲义，认真讲解。”

　　朱自清的教育方法与传统的要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不同，体现了现代的教学民主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健全人格的思想。例如，1924年3月俞平伯应邀到白马湖朱自清兼课的春晖中学玩，他在10日的日记里写道：“佩弦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他去上课，我旁听了一堂，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胜第一师范及上海大学也。”他从过去在一师上课时自己“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到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可谓是“启发式”教育的先声，是还学生独立思维权利的表现，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特点。又如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上“新文学研究”课时，“在课堂上，他常常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他们发表自己意见，一听到学生有新的见解，立即高兴地说：‘啊，你的意见很新!’他教学严谨持重，绝不作主观论断，谈到某种文学现象时，总是尊重客观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 　　温和的态度和平等的方式，是朱自清教育方法的另一特点。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一次，有人报告几位学生在聚赌，按惯例，学校要严加处理。朱自清知道后，很快和别的教师商量，以教育为主，根据情况从轻处理，并确定如此处置：教师先找学生谈话，学生认识到错误后，就交由学生协治会处理，罚犯错误学生写大字和打扫学生宿舍卫生一个月。一个学生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下课的时候，两个同学乱夺书籍，带怒带骂，朱自清见了，就微笑地说道：“争闹之声，胡为乎来哉。”他一反传统的“师道尊严”，能依循少年儿童的心理，循循善诱。一次，学生王福茂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他的脸带着微微的黄色，头发却比黑炭更黑。近右额的地方有个圆圆的疮疤，黄黄的显出在黑发中;一对黑黑的眉毛好像两把大刀搁在他微凹的眼睫上……他的耳圈不知为何，时常同玫瑰色一样。当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看了他的后脑，似乎他又肥胖了一半。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地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这篇作文如果碰到思想陈旧僵化的老师，会认为是对师不恭而心存不悦或勃然大怒，但朱自清却在这篇作文下面画了许多圈，并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我平时教大家怎样写作，王福茂给大家一个榜样，这就是描写人要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最好还应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朱自清在教学生如何作文的同时，更教如何做人，又显示如何为师。他要学生克服见了老师就“矫情饰伪”的毛病，做有“纯正的趣味”的人;他的教学方法与旧方法不同，渗透着新的现代的观念，从中可见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即师生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学生与教师都应是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

　　教学特别认真负责，是讲台上的朱自清一贯的精神。他上课认真，要求学生上课也要认真，课堂纪律特别严，经常点名，有哪一个没有来上课，他心里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在走廊上遇到一个学生，就问他：“你昨天为什么缺课?”那学生连忙道歉，从此不再缺课。朱自清批改作业认真，就作业应否改得详细的问题，他与俞平伯还进行过有趣的讨论。俞平伯认为学生只注意分数多少，从来不仔细看老帅的批改和评语，不赞成多改;朱自清则反对这种看法，举出学生珍藏自己在中学教书时批改的作文簿的事例为论据;俞平伯则买来一包花生米，指着包花生米的作文纸说：“大多数的作文，都是拿来包花生米的，所以我主张，不要改得太详细。”但朱自清仍坚持认为，大多数学生还是欢迎多改。他为班上学生批改作业很仔细，有错必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看到精彩论点，则用红笔画上圈圈，或针对上面的缺点与错误，找出材料给学生参考，并且从不拖延发作业给学生的时间。有一天，朱自清生病了，拉肚子，但他还是按照以往工作到夜里12点后才休息的习惯，连夜批改作业。妻子陈竹隐劝他休息，他不肯，说是“我已答应明天发给学生作业”。陈竹隐没有办法，只好在他的桌子边放个马桶，让他边拉边改，一页之间，竟拉了十多次，天亮后脸色蜡黄，人都变了样，但他照样提起书包上课去了。

　　翻阅朱自清从教的资料，可以看到，他从原先“颇想脱离教育界”，到成为一个教学认真、反躬自省、讲究教学方法，且具有现代人格教育思想的教师的轨迹，他以自己的行动回报了父辈、师友对他的厚望和影响，回应了《爱的教育》一书对他的深切影响，以教书育人作为他的终身职业。这也是教育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