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张爱玲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五四经验”永远烙印在她的心中，因此她的小说创作或隐或现地呈现着启蒙意识。张爱玲将新文学传统隐蔽地介入到她的小说中，转化为小说的背景，侧重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来展现女性悲剧，这种创作延续并发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提倡的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
一、引言
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40年代的张爱玲，不论是生活经历还是审美取向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距离，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这种距离并不能改变她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正如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1]
正如张爱玲所言，如果能从更深层次观望，我们会发现她的作品与五四文学仍然有着许多内在的承接点。她将新文学传统隐蔽地介绍到她的小说中，转化为小说的背景；她侧重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来展现女性悲剧，这种创作延续并发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提倡的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转为叙事背景
张爱玲生活和写作的年代，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很久了。在张爱玲的写作中，她似乎有意无意地以一种与五四启蒙叙事以及三四十年代救亡叙事截然对立的姿态独立于世，她不可能拥有“五四”知识分子那种以理想主义为底色的精英意识和使命感，她只是将新文学小说创造出来的世界隐蔽地介入到她的小说中，转化成她笔下传奇故事发生的背景。
在《年青的时候》中，“新文学”以一种美好纯净的象征构成了一种隐蔽性背景。潘汝良是一名大学生，他对俄国女郎沁西亚那虚无飘渺的罗曼蒂克之爱，就像新文学小说中的世界一样，虽美好却在现实中难以立足。《半生缘》中，沈世钧婚后多年，仍难以忘怀旧日恋人顾曼桢，夹在尘封的《新文学大系》中的一封信件更是勾起了他的美好回忆。在早期的新文学小说世界中，书和爱情紧密相联，屡见不鲜。可以说，书既是爱情的见证，又是爱情悲剧中的一个背景或道具。
此外，张爱玲小说中对一些人物身份背景的特殊设定，也带有新文学前期小说人物的影子，这些特殊身份的设定都作为人物身上的一种标记参与到故事的总体叙述背景中去。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或上过学堂，或留过洋，或在工厂做工。《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虽是私生子，却是从英国回来继承父亲遗产的。《半生缘》中的男女主人公沈世钧、顾曼桢都上过学堂，又都进了工厂做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介绍佟振保，“出洋得了学位，并在工厂实习过非但是真才实学，而且是半工半读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天下”，他的太太也是“大学毕业的”。小说中对人物的这些设定，使人物身上多了一些现代社会的影子，而主人公悲欢离合的故事又是在这样一个身份基础与时代背景上展开的。
又如《金锁记》中的长安、《创世纪》中的匡潆珠、《花凋》中的郑川嫦，虽为女性，却也上过学堂，若不是为门第所限、家庭约束，也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小知识者。
新文学小说倡导男女平等、婚恋自由，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亦不乏这样的内容。只不过自由恋爱不是作为小说表现的主题，而是作为故事发生的一部分背景出现的。如《心经》中龚海立对许小寒的恋爱只是故事中的一段背景，主题却是许小寒与其父亲之间畸形的情感纠葛。
张爱玲不再明确地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叙述故事，因此新文学运动以及新文学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也就不再作为她小说中的主题出现，而转化成了背景的形式。同时张爱玲在其小说中也以隐蔽的方式承继并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通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个性解读来展示其独特的启蒙方式。
三、女性悲剧的另一种解析
“五四”时期，启蒙先驱们热烈呼唤个性的解放，而女性觉醒作为个人觉醒的副产品也悄然临世，“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的呼声成为女性争取独立的时代宣言。但冲破封建枷锁的子君又陷入家庭琐屑生活的牢笼而无力挣脱。鲁迅深刻地指出了中国极不完备的社会条件是构成女性解放的巨大障碍，从而站在启蒙立场上展开深刻的批判。《狂人日记》虽表现了女性家长作为父权帮凶的一面，但在小说中女性家长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她的悲剧，她怎样从被害者走向迫害者都没有得到细致的展现。“五四”运动对女性悲剧的探索是不够全面的，张爱玲对女性悲剧的书写正是对其有力的补充。张爱玲有意无意地站在“五四”新文学的旗帜下，在作品中放逐社会权利的代言主体——男性，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都市女性的人生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国度——男性家长长期处于缺失状态。男性主体意识的缺失，导致了张爱玲作品中的社会在无形中出现了权利空洞，这空洞由谁来填补呢？张爱玲就让那些在主流话语规范下受压抑、被扭曲而又依附于主流话语、以父权执行者或施行者面目出现的女性家长来填补。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父母远在上海，姑母梁太太在实质上就担当了葛薇龙母亲的角色。而年过半百的梁太太不惜牺牲亲侄女的色相以勾引浪荡男人供她享用。在梁太太决定收养葛薇龙的那一刻起，侄女已不是她的亲人，而物化为一个工具。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把这一类形象演绎到了极致。在小说的前半段，曹七巧也是被残害、被损害的对象。分家后，曹七巧掌握着经济大权，成为了家庭的统治者。小说的后半段，曹七巧是以母亲的身份活动的，此时作为母亲的曹七巧已经是父亲的代言人，是姜家秩序的维护者，是父权的代理人。她把自己的怨恨、愤怒与痛苦施加在儿女身上，以一种近似变态的方式掌控他们，主宰他们的生活，严酷地维护着“姜家的秩序”。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一类女性从物质到精神都占据着绝对的权威。她们处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中，没有确立独立的价值体系——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人格上不能完善，无法摆脱传统桎梏的因袭重负，以至在这种文化的抑制下畸变出病态的人性。长期处在男权阴影下生活的女性一旦成为一个父亲残缺或父亲无行为能力的家庭的统治者时，近似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将她们异化了，她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利疯狂地施虐，以平衡精神病态。她们在悲剧命运的压抑下“被食”、“自食”，继而在变形的“食人”中走向更深的沉沦。
于青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的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2]可以说，张爱玲对女性命运进行的深刻思考，承继着鲁迅先生的启蒙传统。
四、结语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张爱玲虽然远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潮，但她的创作毕竟受时代风气影响，与“五四”文学之间有割不断的密切关系。“她的西方化的教育，她对人性悲剧的深刻体验，她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持的不无同情的讽刺态度，都可以证明这种文化上的血脉。”[3]认真阅读张爱玲的作品后，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对其的影响及其继承并深化了的“五四”新文学的一些传统。
注释：
[1]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于青：《张爱玲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3]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陈思和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来源：https://www.010zaixian.com/wenxue/zhangailing/9343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