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其文学成就表现为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 文学成就 文学影响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其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女性文学像一条小溪流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若断若续地流淌着。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掀起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高潮，也给女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冰心、庐隐、丁玲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冲破了传统文化禁忌，以女性视角观察女人、写女人，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形象。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慈祥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其道德审美观念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丁玲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塑造了一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性，虽然表面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实际上却放弃了自我。

　　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1]。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2]。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于青认为“张爱玲将女性意识的探索深入于历史深处，深入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去透视女性自身的心理上屏障，相对于五四呐喊时期便显得更深刻和有力”[3]。的确，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4]“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