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
张爱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森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森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森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森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森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仿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画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x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祖。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胶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分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注)
※注：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还是古朴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撇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摄：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颀长穿白袍的一个，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垂直披在面颊上，如同鬓发。矮黑的一个，脸黑得发亮，撇着嘴冷笑，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像近年来南管出国，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仿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普赛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T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像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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