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为文章》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下面是对曾巩文章的分析!

　　《曾巩为文章》

　　曾巩(1019-1083)是一位擅名两宋、沾溉明清的文章家。秦观赞誉他“以文章为世师”(《哀词》)，他的文章一出，无论是学士大夫，还是穷乡僻壤普通人，即手抄口诵。“其(曾巩)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出，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行状》)“公(曾巩)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他博得了“以文章名天下”的美誉(《答李沿书》)。当时的时尚是崇曾的。

　　他的教师欧阳修很喜欢他这个学生，对他的文章甚感稀奇，“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并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王安石说，在他交往的人中还没有人与他的文章相当，称赞他可与班固、杨雄并肩。“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与段逢书》)，“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他的学士陈师道甚至把他与孔子并称。苏轼说他是欧阳修教师门下德才兼备最为突出的一个，“醉翁门下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赞扬他文章学术可赶得上春秋时齐国的稷门学士，可与西汉的学者相比，慨叹他的去世使欧阳修的学生很为零落。“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试数庐陵门下士，十年零落晓星低”(《挽词》)。曾巩师友的这些评价，反映出曾巩生前享有崇高的文章学术声誉，所以宋史说他的文章胜于王安石，自成一家。“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同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传》)曾巩去世后，盛誉不衰。正如清代顾崧龄概括的，“先生(曾巩)之文，自宋以来，序而跋之者众矣”(《曾南丰全集跋》)。朱熹就独服曾巩，“余年二十许，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丰帖》)，并编有《欧曾文粹》。明代贝琼认为他仅次于欧阳修，自成一家。“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固有不可至者”(《唐宋六家文衡序》)。明代宁瑞鲁甚至认为自孟子以来，没有人达到他的文章水平。“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轲氏以来，未有臻斯者也。”(《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这些评论，足见曾巩在文章史中的地位之高，后人尊他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一生不仅写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从他传世的《元丰类稿》和《隆平集》来看，除了诗以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文章，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应用文。他继承了韩愈政教中心论的文章明道理论，并有较为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必顺先实行教化，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与王介甫第二书》)他给文章以极高的地位，认为文章是国家的光耀。

　　“文章为国之光华”(《越州贺提刑夏倚状》)，“文擅国华”(《贺郓州邵资政改侍郎状》)。他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合于道，形式要善“开合驰骋”，语言要“丽而不浮”。“其(文章)语则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要不离于道。”(《答孙都官书》)“其(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林希《墓志》)他的文章实践和理论，带动了一些人走上探讨古文写作的道路，如刘弇和吕南公。他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研究文章写作，为清代文章义法论的提出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现今对他的文章理论研究很不够，这是与他的文章大家地位很不相称的。本文仅就他的文章理论作些探讨，以付诸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