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两极曾巩
或许中国人凡事喜欢凑个整数,所以有了类似“江南四大才子”、“扬州八怪”之类的称谓。这些“组合”的成员水平、名气往往并不相当,于是其中难免有人被怀疑是因为充数而被“补白”进去的。在唐宋八大家里,今人比较陌生的是苏辙和曾巩。苏辙托苏轼的福,虽然文章不为今人所知,名气还算是有的,许多版本的拼音输入法可以打出“苏辙”这个词组,而曾巩却没有一种输入法给予他名人待遇。
虽然在民间,曾巩的名气有些“低调”,不过在名人圈里他却是另外一番风光。王安石曾赞叹:“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的评语是:“醉翁门下士,杂逐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南宋朱熹说“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看看曾巩的粉丝们,个个可都是大名鼎鼎的狠角色,由此可见“存在就是合理”的,他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绝非浪得虚名。
为什么曾巩在小众群体和大众群体中的名声会有如此大的反差?成也文风,败也文风。曾巩的文风概况起来就是四个字“古雅平正”,喜欢引经据典,但缺少欧阳修“六一风神”的个性文采。曾巩的文章平易理醇,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是“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的,所以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学古文都从模仿曾巩开始。在理学家、唐宋文派、桐城派眼里,曾巩文章高出韩愈、柳宗元、王安石以及三苏,与欧阳修并列“八大家”老大。
性格往往决定文风,人生经历又影响性格。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与同榜进士苏轼相比,仕途平稳,没有经历大起大落。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他并不像八大家其他几位那样忧国忧民。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相当满意,认为是盛世。“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愤怒出诗人,忧患出文人。曾巩的文章显然不符合今天人们的欣赏眼光,所以他渐渐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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