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工作室,以挪威奥斯陆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实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伍得拿克先生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只说一个米丘,也可证明我们与国际现代艺术重新接通了血脉。
但是,我们欢迎米直,意义不止于此。米丘带来了现代艺术,更带来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即使对现代艺术领域之外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米直的文化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切恶性对抗并非来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来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滞、自我限制、自我固守。过去有不少论者总是强调现代艺术的反叛性和对抗性,把一切现代艺术家看成是金刚怒目式的狂悖者,实在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倒是那些极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滞过甚,最后成为恶性对抗的策源地。这些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虽然衣履不整、发式怪异,却大多相安无事地各自劳作着,而那些刺耳的争吵声,大多出自某个喜欢拿着自己的规范去命令别人的陈旧群落。由粘滞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滞,是这个群落的思想行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互为表里。
因为粘滞,一切专业分工、流派定位成为不可逾越的阵地,人们为种种界限而敏感地生存,既警惕有人越界而入,又警惕有人越界而出,即便在界内,又何尝有一刻安心,结果难免把从业同行逐个当作了或隐或显的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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