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世界报告》——对话博科娃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欢迎您来到上海。

　　由于您亲自到这里来发布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以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报告，今天的上海特别晴朗。

　　您刚才反复论述，这份世界报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样性”。

　　这个宗旨，当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很平常的提法，谁也不会反对，谁也不会激动。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出现了“对立面的泛化”。对此，我解释一下。

　　“文化的多样化”，顾名思义，它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的单边化”，也就是某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独霸。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文化宣布这种企图，也没有一个理论家推出这种主张。就连“单边化”嫌疑最大的那个国家，主要也“单边”在国际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则保持着“多样性”。它近年来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防范，也总是寻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寻找“文化多样化”的对立面，人们缺少现实对象，只能联想到古罗马，联想到刚刚发现美洲时的西班牙，以及后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连一些浩荡远征的军事强权，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也没有来得及消除“文化的多样性”。

　　由于对立面的不确定，也就使我们今天的宗旨有一点褪色。

　　那么，“文化的多样性”的宗旨，究竟是针对什么?

　　我认为，全部问题的核心是：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究竟是导致必然冲突，还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对立面，是以亨廷顿先生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先生的理论，被当代世界夸张、误读，结果，为各种冲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据，这就使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之前，世界历史上的那么多冲突，还未曾找到那么明确、那么充足的“文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