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重峦叠嶂间的田园》原文】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魏晋之前,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历史上许多文人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也曾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使大家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人们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可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人们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
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大众的关注之外。到了唐代,陶渊明还没有产生应有的反响。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东坡是热闹中人,由他来激赞一种几百年前的安静,容易让人信任。细细一读,果然是好--陶渊明成了热门。
文化上的高峰有时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而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人们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然意境,可以看成陶渊明整体风范的代表。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却是前面四句,认为“奇绝不可及”,或许就因为这几句平实的话语道出了人生哲理:在热闹的“人境”也能找到安静,关键就在于“心远”。
正是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细辨:“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哲理玄言诗的痕迹。陶渊明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赠答诗》)大化,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一切依顺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悦、恐惧、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顺便,把文字也洗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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