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余秋雨散文的理性和感性

　　浩然大气、毫不矫情、带有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这些都是对于余秋雨的散文评价，当然，他的散文远远不只是这几个词可以形容的。他有如行云流水般的落笔下写出的那些饱含睿智的哲思散文，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余秋雨的散文在文坛中曾引起几度热潮，对于其人其文的讨论、争议似乎从未停止，几乎到了谈散文就绕不过余秋雨作品的地步。下面我们为你带来探究余秋雨散文的理性和感性，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探究余秋雨散文的理性和感性

　　一、论文式的表述

　　散文创作不乏以诗词(例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就引用了《采莲赋》和《西洲曲》)领起全篇，使语言显得凝练精辟，让读者管窥作者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素养，留下不错的审美印象;或在文中充实内容，还兼有修辞之效;若在结尾处，则画龙点睛、启人心智、升华主题，有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而学者们似乎不仅仅限于引用诗词，且更偏爱列证大量的文史典故。翦伯赞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所作《内蒙访古》一边写自己的行程，一边对所见古迹作考察，文中就多次引用了《史记》《汉书》《新五代史》等文献。可见，创作人的身份和经历无疑对其创作思维会产生深刻影响，在散文中举证丰赡并不是余秋雨首开先河，而是学者们较为特殊的人生样态在文学作品中自然而然的呈现。他们的写作通常较自由，为散文创作融进了一些新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文章具有特别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这些散文随笔更关注的往往不是“识”，而是“情”与“理”。因而，有的批评家将之称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论干预”。

　　(一个王朝的背影》引用了两处有关康熙的文字，一是提到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修筑长城时，康熙的回复：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还有一处是关于康熙狩猎的战果：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接近于论文式的表达生出一种雄浑的历史氛围和令人信服的威严感，使散文带上了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并将这股气息完美地融入到对社会历史的观点立场和主观感情中。

　　二、理智客观的思辨能力

　　余秋雨散文中的理性还体现在他分析客观世界，解剖主观本体的思辨能力上。这种能力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开篇就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

　　在这段颇具代表性的文字中，作者从自己幼年经历开始反思，再联想到身边人的种种状况，最后竟然对传统观念中持高度肯定的辛亥革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达出隐隐的质疑。可以说，众多余氏散文拥趸欣赏的便是这种由己及人、由人及天下、条理清晰、丝丝入扣并敢于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的严密逻辑和先锋精神。同时。创作理念中渗透出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人文关怀也让作品主题显得愈发深沉，《十万进士》看似讨论科举制度。实则不留痕迹地对当下的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杭州的宣言》在陈述杭州城市建设的历史后，引发读者对当代城市中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的保护、规划进行探索――这种以作品反映社会万象、干预大干世界的状况被陈平原称为“学者的人间情怀”。

　　三、主观色彩浓厚的论评

　　作为抒发一己情怀的平台，散文或多或少会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有时甚至掺杂着一些并无定论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这一点余氏散文涉及历史问题的篇章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一个王朝的背影》盛赞康熙的卓越成就却对其过失以“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轻描淡写带过;批判万历却又没能具备史学家严谨的态度，《一个王朝的背影》最早的版本里是这样描述万历的：

　　……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竞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

　　2008年余秋雨将以前的一部分散文重新集结成《摩挲大地》出版时，意识到“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娴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这种判断不妥(史学界至今没有获得翔实的史料确定万历在深宫中的行为)，遂将之删去，而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更是只字未提。不难从文章开篇看出，在提及这个朝代时作者多少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对康熙乃至清朝是有一定偏爱的。又比如描写避暑山庄的段落：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竞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圈进大片的土地来作为皇家园林，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可能成为奢靡腐败的典型，至少不应成为过度赞誉的对象。尽管余秋雨的文笔依然舒徐自在，而先入为主的既定观念使得他没能辩证地阐述避暑山庄的优点与缺失，这样的论述多少有些苍白。

　　四、不拘一格的想象

　　相比一些不甚成熟的观点，余秋雨在创作时发挥的主观想象才真正的撩动了众多读者和文艺学专家的神经，这种近似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使得他一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道士塔》)

　　此段文字颇能体现余秋雨对传统散文的颠覆，穿越时空的视角仿佛看见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乃至一举一动。这种手法在欣赏者一方看来是“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而反对者的观点也很有说服力，韩石山在《散文的冷与热》中评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会是多年后的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当《道士塔》被收进散文集《摩挲大地》时，余秋雨大大简化了此部分的繁琐描写并在之前添加进一句“我曾读到潘絮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如此变动无疑是想减少一点过多的主观臆想，使自己叙述的内容更为人信服。但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会发现余氏散文的想象有时也会起到积极的效果：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这种对陈旧创作手法的大胆摒弃无论是从创作还是阅读的角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再现历史场景，使读者能深切体会到作者对王道士愚昧行为既痛且恨的心情，并且有了“穿越”式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

　　余秋雨创作时理性与感性时而互相融合时而矛盾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人的理智与感情常常矛盾，因而文学中的情感思维常可允许为一种错误思维，只要传达出最佳效果便行，如果用学术论文的理性去衡量文学创作，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余氏散文的价值判断，必须深刻地把握文本的思想内蕴与美学贡献，才能做出慎重而恰当的评价，既不能一味抬高又不能全盘否定。这可谓是诸多评论中较为公允的说法，学界和读者们理应对余秋雨报以客观的、宽容的态度。余秋雨创作的源动力有两点：一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切和无限热爱;二是其个体能量释放的需要。如果剥夺了余秋雨恣肆宣泄情感和自由思考的权利，那他的作品定会暗淡无光，毫无生气。他在评价上海人时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对他自己的最好解剖。余秋雨正是用感性将学历融化于世俗，用理性使世俗闪耀出智慧。中国散文界如果没有余氏散文的存在，那必将是最大的遗憾和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