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母亲的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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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的“禅”

　　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她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别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桔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蔽。桔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在生命的终点，她只以第一食品和最后食品来概括一生，然后大笑。这便是禅。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于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家乡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上一顶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时同我做了一个交换：今后我的全部家庭作业都由她做。

　　小学毕业后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的结果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自己的意见，这是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星期。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了一个好人。

　　活下来，太偶然了，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为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20岁开始，我每次要作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今天脸色似乎退去了一层灰色，我心中一紧：妈妈，您的生命会创造奇迹吗？多么希望您能在我们面前安睡更长时间。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