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杨贵妃的荔枝之谜

追寻杨贵妃的荔枝之谜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产于南方，加之物以稀为贵的世间法则，中原对荔枝视若珍宝，一枚难求。荔枝保存期不过几日，在驿马“慢递”的唐朝，身在长安的杨贵妃所食用的新鲜荔枝到底来自南方哪里?这跟唐朝的驿站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

　　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故事，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以来，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典故之一。为了讨心爱的女人的欢心，唐玄宗不惜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南方为她运来新鲜荔枝。

　　白居易在四川出任南宾(今重庆石柱县)太守时，当地出产荔枝，大饱口福之余，特令画工绘制了荔枝图，并亲自作序。这篇序中，他总结了当时――其实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也差不多――荔枝的保存时限：“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地处中国腹心地带的长安(西安)及其附近皆不产荔枝，荔枝必然来自长安以南的地方。这盛产荔枝的南方，大抵不外乎以下几处：其一，福建;其二，两广;其三，四川。关于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最权威的史料《新唐书・杨贵妃传》中有记载，可惜却没言及荔枝来历，而仅仅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那么，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杨贵妃为之一笑倾城的荔枝，它到底来自哪里?

　　唐代的驿站

　　要了解杨贵妃钟爱的荔枝来自哪里，必须先了解唐代及整个古代中国的交通状况。先秦以前，诸侯分据，各个国家地盘都不大，由首都到治下各地的距离也不算遥远，因而当时没有一个成制度的国家交通体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一个完整的大帝国横空出世，要使政令统一，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从帝国首都到最遥远的边疆之间，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手段保证政令畅通。这时候，作为帝国统治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驿站应运而生，并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年。

　　从秦到唐，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千年，而驿站制度也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改进得更为合理。史料称，唐朝的驿站制度主要沿袭汉朝，全国各地被称为官道的主要交通线路上，每间隔30里设一处驿站。据统计，从唐朝初年到唐玄宗时期，全国一共有1639个驿站，其中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水陆兼备的驿站则有86个。驿站这种贯穿古代中国之始终的制度，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的驿站也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发达。

　　在发达的驿站体制下，这些宛如神经的驿路把帝国的心脏长安和帝国版图的每个角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自古代始，驿卒所骑乘的驿马，都要在马脖子下悬挂一个特殊的铃铛，以便当驿卒还在马上飞奔时，下一站的驿卒就能够远远地听到铃声后开始提前作好准备，从而把要传达的旨令或是要运送的小件物品以最快的速度如接力赛般送往下一站。

　　这种忙碌而有序的景象，在古代中国乃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在驿站最多、驿路总里程最长的唐代，当时的许多诗人都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从而以另一种更为生动的形式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鲜活资料，如王维的“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岑参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赵嘏的“鸟�声暖野棠春，鞍马嘶风驿路尘”。

　　国家对驿站的管理，不仅只是在各地均匀地设置驿站，同时也用法律的方式，明确规定了驿站在传送文书时的速度：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其紧急程度的不同，一昼夜行程从300里至最高500里均有。我们在读一些历史小说时，常看到所谓八百里加急文书之说。以一昼夜行程800里的速度来的就是最紧急的公文。但在唐朝，驿站还没有这样的速度，他们最快速度是日行500里。

　　在明确了杨贵妃时代人类速度的极限只能是每昼夜等于或小于500里，以及美人喜爱的荔枝只可能来自福建、两广和四川这几个前提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估算的方式得出结论，即只有从距离长安最近的地方采摘下来的荔枝，才能由四蹄翻飞的驿马在古老的驿路上风雨兼程，以便赶在这些精美而脆弱的果实香销玉殒前，运抵位于帝国腹地的长安，赢得美人嫣然一笑。

　　荔枝的三个老家

　　多年以来，几乎每个盛产荔枝的地方，都企图把自己和杨贵妃联系在一起。尽管候选者众多，但胜出的地方只能有一个。

　　其一乃福建说，即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福建。福建荔枝以一种叫陈紫的品种最为有名，宋代一个叫蔡襄的福建人写有一部荔枝专著，认为福建所产荔枝天下第一，所产之地则“福漳亦知名”。打量今天的中国地图，你会发现，福建和长安之间隔着江西、湖北两省，而两广则和长安隔着湖南、湖北两省。表面看，福建和两广到长安的距离似乎差不多，但其实不然。查问唐代的“国家地理”――官员李吉甫的著作《元和郡县志》――唐代从福建一带前往长安，其经行的路线是绕行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其大致路线则是福州―温州―宁波―绍兴―杭州―苏州―常州―扬州―淮安―盱眙―宿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灵宝―潼关―长安。如此一圈折腾下来，即便以每天250公里的速度昼夜兼程，也得在10天以上。运输时间需要10天的荔枝，显然已不能食用。因为，即使是因出于乡土情结而对闽中荔枝赞不绝口的蔡襄，也没说杨贵妃的荔枝来自福建，而是替杨贵妃婉惜，感叹她贵为皇妃，却没口福吃到福建荔枝。

　　其二乃两广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两广。为这种说法提供最原始依据的是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所谓南海，即南海郡，郡治在番禺，在今天的广州境内。不论唐代还是今天，广东的荔枝都以增城、从化、茂名和湛江等地为盛，其中茂名乃荔枝原产地之一。广东荔枝中最知名的品种人称妃子笑，其得名，据说亦是当初杨贵妃曾拈果微笑。广西则以北海、容县、藤县、百色等地最为盛产，其产量和品种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依旧是《元和郡县志》提供的宝贵历史资料，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画出杨贵妃时代从两广到长安的路线。以茂名为例，要先后经过广州、昭关，然后翻越崎岖起伏的大庾岭――此山一直是古时中原地区深入粤桂的天险，苏东坡从海南回中原翻起此山时，曾在岭上与一位老翁交谈，并为之感叹不已，作诗说“问翁大庾岭上住，曾见南迁几人回”。可见这座山在古代中国一直是阻碍南北交通的屏障。越过大庾岭后，前往长安的路线折而向东，进入江西，经赣州抵达南昌――唐时叫作洪洲，再由南昌经九江抵达武昌、汉阳，进而经安陆到随州，由随州西行进入陕西，赶至长安。这一路程，比起从福建到长安，的确要稍短一些，但以每天250公里的'行程，大约也需要9到10天，同样无法保证在荔枝色味变之前把它安全运抵帝国中心长安。因此，两广说同样经不起推敲。

　　持两广说者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提出了两种假设：假设之一，杨贵妃所食的不是新鲜荔枝，而是用荔枝酿成的酒，这些酒在两广荔枝产地酿成后，再由驿路运到长安。但如果真是荔枝酒，则不要需要赶时间，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用加急文书的方式送往长安。假设之二，当荔枝成熟时，把整棵荔枝伐倒，连枝带叶全部运往长安。因为荔枝还长在树上，虽然荔枝树已砍倒，但比起从树上摘下的鲜荔枝，这一方法的保鲜期要长一些。但是，这种假设之所以不可能成立，原因有两个：其一，唐代的驿路不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许多路段都是穿行于莽莽丛林中的崎岖小径，一棵挂果的成年荔枝树，至少也有几米的枝干，这不能不给运输平添许多麻烦，也使速度变得缓慢，它所增长的保鲜期和更缓慢的运输时间，两者相抵，完全不再有优势;其二，如果真是把整树荔枝运往长安，那么杜牧不可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三乃巴蜀说，即杨贵妃的荔枝来自四川。我以为，这也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说法。巴蜀说虽然同样找不到正史上的证据，但一些相对比较严肃的野史则有明确记载，如成书于宋代的《鹤林玉露》就说：“唐明皇时，一骑红尘妃子笑，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此外，对家乡福建荔枝赞不绝口的蔡襄也认为，杨贵妃所食荔枝，就是来自四川。那么，这些荔枝到底是从四川哪个地区运往长安的呢?以下两个地方皆有可能，那就是四川的涪陵(今属重庆)和四川合江。在今天的合江和涪陵，还有两条暗香浮动的古道作为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