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没有坚实的爱情作基础。留英期间,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淑女林徽因,他在一封给林的长长情书中倾诉道:“……抛开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走进那已经为你打开的门,管它里面迎候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地狱又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纵然是地狱,只要有彼雅特莉齐的提携引导,还愁不升上净界和天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爱、自由和美。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撞地狱之门。
在徐志摩,如果是为了获取生命存在的自由和生命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阴森恐怖,而是披着绚丽光华;就不是退缩与消逝,而是进取与升华的象征。“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与其容忍真情贫缺、怯懦苟且的生活,倒不若出离了这狭窄的人间世,只要有夸父逐日的坚执,就必然能走向“恋爱、欢欣、自由”的“理想天庭”,这样的死是美丽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行多飞物意象:生命终极出脱、化解为美丽的飞物意象。徐志摩认为,为自由而死,是非常美丽的。而后来徐志摩是飞着驾临西土,实现了他追求自由的梦想。
歌颂美丽死亡在徐志摩诗中频频出现,可以说,诗人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曾盛赞泛称波德莱尔,并且亲自动手译介波氏的《死尸》一诗,还直接将“以死亡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实践,不断涉入死亡,污秽、恐怖等传统诗学的禁地,大胆探索生命终极,直面死亡,表现了生命的真诚超越和人格的自由追求。徐志摩还受过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泰戈尔等异域诗人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看看华兹华斯、济慈等诗人是怎样对待死亡的。华兹华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追忆他的4岁时夭折的小女儿凯瑟琳。诗以骤然而起的喜悦开始:“一阵惊喜,有如躁动的疾风/我急忙趋身,去把喜悦分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评判,诗人这首诗的“惊喜”肯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我”会“惊喜”呢?是因为诗人和寂寞地睡在坟冢里的小女儿分享了死亡后寂静的愉悦!济慈在《夜莺颂》里也表达了自己对“静谧的死亡”的喜爱。这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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