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通佚书看辛弃疾绍熙四年的行实和心态论文

　　在清归安姚氏所编刻《凤墅残帖释文》卷五，即原《凤墅法帖》卷十七“南渡文艺帖”之“辛稼轩”名下，收有辛弃疾书信一通。经查检几种辛氏文集，如清人辛启泰刻《稼轩集钞存》，邓广铭先生《辛弃疾诗文钞存》，以及由邓广铭先生辑校审订、辛更儒先生笺注之《辛稼轩诗文笺注》，均未收此文，故可确定其为稼轩佚文无疑。根据姚氏释文，该书信连署衔、署名在内计三十行，今先抄录其全文如下:

　　弃疾坎壈之迹，奔走半天下，二三十年间，名公巨卿、硕生鸿儒，弃疾不佞，皆获伏下风而接余论，独一世伟人，每有惄如调饥之叹。初春入都，得望温厉，遂降此心。且蒙顾睐接纳，如平生欢，其何幸如之!猝猝南征，八月间始交贱事，求访故事，当以吏椟上罢，任不胜任之谢。然区区庸敬，岂所以施诸达人大观之前!弃疾则陋矣，言之汗下。

　　载惟察院问学之富、践履之实，忠肝义胆可以贯日月而沮金石者，固已见之议论之余矣。海内学士日俟廷告，由禁林而上政途，盐梅霖雨之事，不于门下，将谁属乎?弃疾泚笔以俟修庆。

　　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风波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

　　三山岁事得中熟，然亦不敢不为救荒

　　之备。弟才薄力腐，任大责重，未知济否。 尚幸警诲，引睇实荣。伏纸不胜依归之剧。右谨具呈。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权知福州军州辛弃疾劄子。

　　《凤墅法帖》原为南宋曾宏父所编，系根据其家藏宋人手泽，特别是时人与其父三复（字无玷）往还书信，编刻而成，元、明以后已残，至清，数家各得其一部分，以其原书多草、行体，诸家分别为主释识，而归安姚氏所刻《凤墅残帖释文》十卷，虽仅及曾宏父原刻四十卷之四之一，然就现存情况看，已最为完本。其文献真实性，可由历代名家的题跋得到证明，这里拟引用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学者钱大昕的跋语作说明。钱氏云:“《凤墅法帖》者，南宋曾宏父幼卿所刻，正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皆宋人书。其云‘凤墅’者，镌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也。予所得仅两卷，一为‘南渡名相帖’，一为‘南渡执政帖’。……卷中所载，皆诸公书翰，而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古人书问，不轻假手门客。行草大小疏密不拘，要皆秀逸可爱。宏父未冠失所怙，然藏弆手泽久而不忘，亦征名臣之有后矣。”跋中“与其父少师往还之帖居其太半”一句，最关紧要，它十分清楚而雄辩地说明了曾氏此帖的文献来源和文献真实性。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附志》著录有曾宏父《凤墅帖》二十卷，《画帖》二卷，《续帖》四卷，当是曾氏刻石未全时本。而残存之《凤墅法帖》，现藏上海图书馆，据悉，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影印本对观摩、赏鉴宋人法书，无疑是最好的版本。而本文所据之底本，乃清人之释识本，即前文所称《凤墅残帖释文》。今日所见之《释文》，亦有三种版本，其一即钱氏所藏二卷本，见录于《贷园丛书初集》、《丛书集成初编》两种丛书中，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另藏有清抄本;其二为叶氏藏八卷本，所知仅有南京图书馆藏清赵氏非昔轩抄本，清赵宗建为之校、跋;其三为十卷本，最为全本，亦即本文之底本，她是合叶氏、钱氏所藏汇刻而成，前八卷排以“释文一”至“释文八”之序，当来自叶氏藏;后二卷以“释文上”、“释文下”标卷次，当来自钱氏藏。书口下题“咫进斋丛书 归安姚氏刊”，而考归安姚氏光绪九年刊《咫进斋丛书》，并无此书，当是未及收入者，此足以补其缺。

　　此通佚书对研究辛弃疾在绍熙年间的一些行实和心态，具有重要价值。

　　《宋史》卷四〇一辛弃疾传云:“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召见，迁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指出: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稼轩赴福建提点刑狱任;秋九月，安抚使林枅卒，稼轩摄帅事;十二月，由三山赴行在。绍熙四年春，光宗召见于便殿，奏对，迁太府少卿（邓先生据楼钥《攻媿集》中制词改《宋史》本传）;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秋七月，以谏官论列罢帅任，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九月，又被论列，降充秘阁修撰，并于该年再到期思卜筑。

　　据此，由书中“初春入都”四字，以及“八月间”、“岁事得中熟”、“至日前”等内容可知，此通佚书当作于绍熙四年八月秋收后至冬至之间。

　　书中所称赞之“察院”，当为稼轩寄书对象。考《宋史·职官四》:“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又云:“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时置三员，令分按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自后常置三员。”据此知，孝宗时置监察御史三员，然实际只有二员;光宗时沿孝宗旧制，置监察御史二员。另据《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和卷三九三《黄度传》，汪义端、黄度二人均曾于绍熙四年任察院，那么，

　　汪、黄二人中的一人是否即为稼轩致书对象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书中所谓察院，系称呼受书人旧职，非稼轩作书时在任之察院。《法帖》编者曾宏父，以及前引钱大昕氏，在跋语中均多次说明，这些法帖多系书主与曾父三复往还之书，而曾父确曾任过察院之职，如《释文》卷三，当原《法帖》卷一五“南渡儒行帖南渡史学帖南渡续魁帖”之“石华文”名下，所收石宗昭致曾三复书中，即有“伏自察院暂领藩府，宗昭亦继归田里”之语;同卷吴猎致曾三复书，亦称“右谨具申呈察院先生台席”。这在整部《释文》中有多处实证，今不一一列出。故稼轩此书中所谓察院，应指《法帖》编刻者曾宏父之父曾三复，这是理之当然，毫无疑问。此亦足证佚书之可靠。

　　《淳熙三山志》卷二二《郡守》载:“辛弃疾，绍熙四年八月以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知。”似言稼轩知福州时的官阶为朝散大夫，但据此佚书，应为“朝奉大夫”，比朝散大夫低一级 （参《宋史·职官志九》） 。同时，八月亦为到任时间，其任命时间估计不会迟于五、六月或六、七月。

　　稼轩知福州时官职，《宋史》本传，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 （以下简称“蔡谱”） 等，俱言为“知福州”;但据此佚书，开始时应为“权知福州”，其“权”字之落，可能是在作此书之后，大概要到绍熙五年初了。

　　稼轩自“初春入都”至八月间匆匆回至闽地，其间在京时间甚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很快又离京的呢?我们当然可以猜测是由于朝事不宁，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激烈，稼轩不愿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朝中又缺乏强有力的援助，等等，但是，佚书中的一段话却更能透露其中的原由:“弃疾求闲得剧，衰病不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风波汹涌，平陆江海。吁，可畏哉!”其中，“求闲得剧，衰病不支”云云，自是托词，而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冠盖如云，朝求夕索，少失其意，风波汹涌，平陆江海”，也即京城里的那些达官要人，竟然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一旦稍有怠慢不予答应或满足，便会平白地给他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大的事端。盖稼轩入京前在福建时，已经着手发展经济，作为一路之帅臣（摄帅），自然易让人以为多财;加之，他前此官湖南时，“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 （《宋史》本传） ;而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居京期间，更易让人认为他富有财产:“为大理卿（按:“大理”应为“太府”）时，同僚吴交如死，无棺敛，弃疾叹曰:‘身为列卿而贫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赙之，复言于执政，诏赐银绢。” （《宋史》本传） 所以，这些“如云”之“冠盖”，才对他“朝求夕索”。稼轩财力既有限，又不胜其烦，故请求离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便很自然。比较之下，“蔡谱”所言“辛在摄帅时曾上疏言经界事，经界乃划清田地界址，于大地主豪户不利。据《宋史·朱熹传》载，当时宰相留正反对经界，故辛之内调可能与留正有关”，以为是留正使得稼轩出朝，恐的确尚需实证做进一步之证明。

　　稼轩在福建任上的心态，“蔡谱”绍熙四年“光宗召见，上登对劄子，迁太府少卿”条后，据稼轩《最高楼》（吾衰矣）词出列“拟乞归，赋词”条，加按语云:“辛弃疾雄才大略，对清闲之京官生涯，历来不感兴趣，故于每次奉召内调，均有怨恨牢骚。上年岁杪奉召离闽时所赋两词，见其心情。本年初过建安词中亦有‘玉殿何须侬去’之句。‘拟乞归’虽未必定有此事，但确表示其消极思退之心情，当可认为本年所作……”指出稼轩此年情绪低落，有乞归之思，相较其他辛氏年谱、传记，为深入、细致些。今此通佚书中“弃疾至日前欲先遣孥累西归，单骑留此，即上祠请。或者谓送故迎新，耗蠹属耳，理有未安，少俟来春，当伸此请。故应有望于门下宛转成就之赐也”云云，竟然连妻儿家小先期西行的想法都已产生，可谓直接而充分地表明了其欲请祠归隐的心态，足证“蔡谱”之高明。然佚书既明言“至日前……少俟来春”，则其退隐之志应是绍熙四年八月自京归闽后萌生的，而“蔡谱”系这种归隐心态于“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条之前，则显与事实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