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20世纪最初三十年中国小说转型中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研究对象不只很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论据,反而冒出许多反面的证词。也就是说,新小说家不大论及他们接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而强调其与传统中国小说的联系;反之,“五四”作家则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小说有直接的联系,而突出域外小说的影响。关键不在于对吴趼人、林纾或者鲁迅、叶圣陶的说法加以辩证,而是必须说明,为何那么多真诚而且精明的作家,会同时产生这么一种显而易见的“错觉”。
除了策略的考虑,作家们之所以不大谈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转化”,是在作家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的。
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幼年时代熟读经史、背诵诗词,以及明里暗里翻看《三国》《水浒》,只是一种必要的人文修养,或无功利的娱乐,并没想到从中学习什么写作技巧。而青年时代如痴如醉地啃读域外小说,却颇具学习借鉴之心。这就难怪他们创作小说时,理直气壮地以域外小说为榜样。偶尔也会师法“传统”,但有意无意间将其西洋化进而合理化。一方是无意中接受,一方却是有意去模仿。尽管后世的研究者可能对那无意中接受的观念如何歪曲模仿的对象、限制模仿的效果更感兴趣,“五四”作家则大多只意识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还不只是前者“得来全不费工夫”,故视而不见,后者“踏破铁鞋无觅处”,故弥足珍贵;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地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起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和读者所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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