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变通与逻辑”

　　人们常说的变通，实际上指的就是工作的灵活性;不会变通，大多指的是工作的原则性强。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硬的人，因此，也有人说我不懂得变通。然而，实际上在工作中，我却是比较喜欢变通，特别反对哪些生搬硬套的工作方法。

　　我是一个凡事喜欢比较讲“公平合理”的人，而特权者往往最反对的就是“公平合理”，这就是矛盾，这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知道，这才是我与现实社会最不合拍的点，并非我不懂得“变通”，而是我变通的点没适合社会。

　　事实上，在工作中，我是非常喜欢变通和愿意变通的一个人。原先管个体户我也喜欢变通，我一向认为只要是为了工作，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我就不怕变通。当然，这种变通只是为简化自己的工作需要。

　　后来，我遇到机会搞点业务，主要从事风险企业的“注销评估”工作。什么是风险企业注销，他们为什么开一两年就注销，不用我讲同行们也都知道，我在此就不说破。

　　很多县为了化解政策给税务人员本身风险，很多县都是采用“会计中介”出报告的方式注销。而我们县一直采用税务部门出示“注销评估”报告的方式。

　　“注销评估”总要补点税。哪以什么为依据，以事实吗?以税法吗?大家知道肯定是行不通。因此，我提出了补“纳税人超额风险收益”的观点。也就是我无数次讲的，重点打击“超额替代性开票”“超低税负开票”。他们征管环节为什么能做到两个“双超”，相信我不说大家也非常清楚。

　　所以我开玩话说，风险评估工作用通熟的话讲，就是与特殊纳税人斗争的工作，将他们多赚的风险钱再收进一部份入国库，也就是不合理的风险收益追缴一部份进国库。进了口袋的钱，谁愿意再拿出去，所以叫斗争。话操理不操，这就是政策上变通。

　　除了政策上讲变通外，这些年，我还特殊强调一个变通，这个变通就是逻辑。我无数次开玩笑说，只要能逻辑上讲得通就行。在平时评估工作和打虚打骗工作期间，我争论过几次关于“虚开专用发票”的问题。我说，销项虚开是非常难取证，而且逻辑上也能讲得通。

　　以某中草简单加工企业虚开为例，本地没人参等，但可以解释说，我从东北购进“中药材”没取得发票，我开销项“专用发票”有何不可。但进项农产品收购发票虚开，纳税人就说不通。你一个本地药农能生产出“十几个中药材”，尤其是东北哪边才能生长的中药村。这是一个逻辑。

　　还有一个计算“补税”逻辑。这是我与几个业务骨干辩论过多次的问题。以上次参加打虚打骗工作为例，我是第一次接触稽查，可以讲对稽查业务一无所知。这次检查前，我也写了一篇随笔，文中我给自己的定位也就是“只做事，凡事领导决定”。然后在案件移送阶段。

　　进项虚开确认的情况下，在计算“补税”问题时，我就从逻辑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当他们不但计算踢除“进项补税”，同时，还计算“进项”不能列成本，并计算应补所得税时。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既然是进项(棉花或中草药)”不存在”。也就是这笔业务成本列支并不存在。就只能与涉嫌为自己虚开移送。

　　涉嫌虚开移送，哪就不存在所谓补缴增值税和所得税问题。而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九条。如由税部门处理，就应该适用：虚开一万元以上，没收非法所得，税务部门有权处5-50万罚款。

　　如准备移送司法部门，所谓“虚开一万元以上，没收非法所得，税务部门有权处5-50万罚款”就是一名空话，也就是准备材料数据移送就是，至少公安部门如何处理，你前面的任何计算都是无效。这就是我对于虚开问题的第二个逻辑。

　　我不喜欢生搬硬套套法规，对业务我只学点原理。我工作中最看重逻辑性。这就是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别人能发现的问题，我发现不了，而我用逻辑思考的问题，别人可能没想到。

　　说实话，我这个人业务既不精也不强。就好比我喜欢写文章，我的文字功底很差，但我就是喜欢写。说不定，很多文字功底好的，写的文章还没有我快。我写文章都一是一口气完成。

　　我每年都会试试自己的文字水平，每年都会向井报投两篇“文学性文字”稿，可搞了几年，到目前还没刊登过一篇。当然，我投稿只是证明自已是否真达到刊登水准。

　　拓展阅读：规则与变通

　　“一个足够的规范性行为模式的框架，是社会关系能够获得必要存续期限与稳定的前提，也是人类能够在团体、组织和国家中和平共处与协作的前提。另一方面，规范的结构具备一个与生俱来的特有的硬度。那些通过这一硬度所赋予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是以墨守成规、规则的僵化以及对新情况缺乏适应能力为代价换取的。” ——托马斯·莱塞尔

　　这是今天上午我读《法律社会学导论》时看到的的一句话。而看到这句话的同时，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听说的一件事。某大学某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网站上，有考生留言。该考生初试英语考了41分，两门专业课也十分不理想，但他在强烈的表达了自己如何爱这个专业之后，说，我相信名校的著名院系将灵活的录取学生我肯定是中了职业病，否则不会在听说这件事之后的第一时间说了一句：“难怪中国的法治进程推进如此困难，一个已经要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居然都对规则如此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