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亲缘

　　《血色亲缘》是一篇有感而发的随笔，因为有着相似的情缘，读到一些文字会产生共鸣，会引发思念，如此，亦是一种缅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冥冥中早有注定。我和文友“拙”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可是，近日竟然意外有了交往，而且很频繁。他在朋友圈上常常秀美文、美篇(图文结合的一种)和“才女”的《订阅号/旧时约》，我也常常被这些好东西深深地陶醉着。

　　然而，昨天，我被拙上传的东西雷倒了。他上传了才女的《旧时约/外婆路》，我点开一看，只见文中写道：

　　到了五月，大街小巷到处卖枇杷。每次听到叫卖声，我忍不住停下脚步，瞧上几眼，心里满是回味和温暖。枇杷黄了，儿时的记忆爬上了我的心头。那些散落的记忆拼凑成文字，依稀可辨外婆布满皱纹的笑脸。我哼唱《外婆的澎湖湾》：“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唱着唱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笔端延伸。

　　这是一条“外婆路”，母亲一直行走了很多年。母亲晕车，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和我走这条路去挂清。记得儿时，我最爱唱《外婆的澎湖湾》走这条崎岖的小路;因为山那头有外婆的笑脸。斗转星移，这条路一直还在，只是走的人越来越少了，几乎荒芜了。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如今，我不知道唱给谁听?

　　外婆生育六个孩子，我母亲是她最小的女儿，所以母亲侄儿男女都亲热地叫她“小姑”。外婆家里并不富裕，我母亲经常说，大舅读书时，穿的棉衣根本见不着本色，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补丁。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母亲说，见到那件棉衣，才知道当年生活有多苦，日子有多难熬。

　　写到这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深受苦难的外婆，音容笑貌在我的文字中重现。

　　写完，我很想轻轻地问一声：“外公外婆，你们在天堂还好吗?枇杷一定熟了吧!”

　　这篇文章将我心中埋藏多年的苦酒打翻，洒了一地。

　　才女口中的外婆，其实，也是我的外婆。准确地说：才女的外婆，是我的小外婆。

　　我与别人不一样，有两个外公和两个外婆。

　　这是为什么?小时候，乃至后来很多年，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像湖里被人扔进了一颗小石子，击出层层涟漪。

　　那是一个晚秋的下午，风轻阳和。我和部分同学正在教室里休息，一位老人走进来，默默地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凉薯匆匆递给我。然后，她在我惊愕的眼神中，像被惊动的兔子一样，又匆匆走到了学校的土塔里。我站在教室里愣住了，茫然地望着她的身影;她却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睡着了。当时我虽然没有想到她和我有何种关联，却在朦胧中意识到这所学校里，有一个教师一定是她的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幸福家庭。

　　那天，我看着那位老人：衣裳整洁;想着她衣食无忧，我的心里感到欣慰和踏实。这件事情我一直埋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我也曾偶尔问起过她娘家的情况。母亲将一些往事陆陆续续告诉了我。原来，我小外公被抓壮丁一直杳无音信，多年后，我大外婆不得已才和大外公成了家。然而，后来，小外公侥幸回到了家，却发现大外婆有了家室。他才另外找了我小外婆，还有了几个子女。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才突然意识到那位给我凉薯的老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小外婆。我问母亲：怎么从来没有看见他们来过?母亲说：“来过好几次，你在读书!”既然这样，我似乎应该找一个机会去看看他们。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和小外公外婆，始终没有相聚过。唯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了小外公，却不认识。他就一笑而过。此后，至今，我与他们无缘再相见。

　　现在，我从才女的《旧时约/外婆路》中得知：小外公外婆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的心碎了一地!我在《旧时约/留言》中写道：看完这篇美文，我想哭!我很想念他们!我也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一定有我!愿他们在天堂安好!

　　才女回复：外公外婆和父母一样，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值得一生去回味!

　　是啊，当我回味那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很感慨：战争使他们阴差阳错，各结姻缘。和平，他们所经历的困苦年代，也没有放过他们，使他们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当这一切烟消云散，终于遇上了好日子时，他们疲惫不堪的灵魂却升上了天堂!愿他们来世，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能够过上一个幸福的好日子!

　　拓展阅读：杂文的定义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作为白话文重要支撑的中国现代杂文虽则诞生迟而难度大，却是起点高而成熟早，一问世便元气淋漓，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诗歌之上”，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有声有色的范本，为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现代杂文的先声是梁启超于20世纪初所身体力行的“新文体”，梁氏以“新民”为政治目标，要写重造“中国魂”的“觉世之文”;在写法上，他摈弃“义法”，呼唤“灵感”(“烟士批里纯”)，“笔锋常带感情”，成为“诗与政论结合”的早期践行者。

　　至“五四”风起，《新青年》1918年辟“随感录”栏目，鲁迅等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嬉笑怒骂，摧枯拉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杂文登台亮相，俨然正名。

　　无论从写作学分析，还是文学史考察，杂文均有广义和狭义二解。

　　广义者，南朝刘勰的“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之总括 ;明代吴讷的“或评议古今，或祥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 。正如鲁迅所说的：“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是故鲁迅杂文集子里不仅有杂感文字，更有通信、日记、序言、编后、题词、补白、书摘、宣言、小传，甚至还有广告、表格、书单、民谣、旧体诗词……这种广义的杂文既体现出思想的丰富性，又涵盖了文体的多样性;其整体的统一结晶为时代的注脚，组成了某一时期的“人间喜剧”。

　　狭义的“杂文”一般则是篇幅相对短小的、以正义感为底色、以丰富文化含量为肌理、以讽刺和论辩笔法为基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对而言，狭义的杂文思想力度上更加集中，文体上更加统一，文学性上更加“纯粹”，“诗”与政论的结合更加完美。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中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阜利通-Feuillenton)的代名词。”此处的“论文”并非学术专论的“论”，而是“批评”、“驳诘”、“评论”之谓。我们在文学写作学中要讨论的多是这种狭义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