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去海边

　　一定要去海边，常常去，无人的海边，那种只有海防部队守着寂寂的地方。阿兵哥棕黑色的笑脸，是黑人牙膏最好的活动广告——他们是阳光。

　　就是那样的，回来不过二十四天，棕色的皮肤开始慢慢褪色，阳光一下子已是遥远的事情了。

　　总不能就那样晒太阳过一辈子呀，毕竟夏天是要过去的。回台的那天，胃痛得钝钝的，并不太尖锐。

　　就是在松江路和长春路的交会口，开车开到一半，绿灯转成了红灯，想冲过去，松江路那边的车队却无视于卡在路中间的我，狼群一样的噬上来。拦腰切上来的一辆计程车好似要将人劈成两半似的往我的车右侧杀过来，那一刹间，我缓缓的闭上了眼睛。那是这三个月中第一次又在台北开车。

　　很累，累得想睡觉，狂鸣的喇叭非常遥远而不真实，比梦境里的一切还要来得朦胧，后来，前面绿灯亮了，本能的往前开，要去南京东路的，后来发觉人在松山机场，也不知这是怎么开去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反应。

　　父母家的日光灯总也开得惨白白的，电视机不肯停，橄榄绿的沙发使人觉得眼皮沉涩，母亲除了永无宁日的叫人吃吃吃之外，好似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表达她的爱。

　　菜总是丰盛，眼睛是满的，四周永远有人和声音，餐厅里那张土黄色的地毯是闷热黄昏午睡时醒来的沉，在温水里慢慢溺死的那种闷。学校是好的，有风没风的日子，都是清朗，大学生的脸，就不是那张地毯的样子。吃便当，也是好的，简单而安静，如果不吃，也没有关系，因为母亲的爱和它真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于是，教课之前，去吃一个冰淇淋，它冷，不复杂，一个小小的冰淇淋，也是因为它简单。

　　世界上的事情，周而复始的轮转着，这有它的一份安然，倦淡的祥和，还有凡事意料得到的安全。

　　慢读《红楼梦》，慢慢的看，当心的看，仍是日新又新，第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梦，怎么不能醒呢?也许，它是生活里唯一的惊喜和迷幻，这一点，又使人有些不安;那本书，拿在手中，是活的，灵魂附进去的活，老觉得它在手里动来动去，鬼魅一般美，刀片轻轻割肤的微痛，很轻。

　　网球拍在书架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斜斜的搁着，溜冰鞋不知道在哪里，脚踏车听说在弟弟家的阳台上风吹雨打，下飞机时的那双红球鞋回家后就不见了;它走掉了。

　　总是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夜里是灯和梦，白天，不大存在，阳光其实一样照着，只是被冷气和四面墙取代了。

　　书本，又回来了，还有格子格子和一切四四方方的东西，包括那个便当，都是大盒子里的小盒子;摩登便当的里面又有小格子，很周到的。才过了六天这样的日子，也是为了盒子去的杂货店，买方方的火柴盒和烟，出来的时候，看见卷着卖的草席子，很粗糙的那种，闻到了枯草的气味，它卷着，不是方的，一动心，买了下来，五十块台币，一张平平的东西，心里很欢喜，软软的可以卷来卷去。这种草席给人的联想是用来盖突然死掉的人的。几次见到它的用途，两次是车祸现场，人被席子盖着，两只脚在外面，大半掉了一只鞋，赤脚露在草席的外面，没有什么血迹之类的现场，只那露出来的光脚静静的朝天竖着。还有一次在海边，野柳那边，溺死的人，也是席子下面看不见，好像死的人都会变成很长，盖住了脸总是盖不住脚。

　　买下草席，卷放在车子后厢，买了它以后，总是当心的穿上一双紧紧的白袜子，很怕光脚。

　　就是因为那条席子，一个星期天，开去了淡水。不，我不去翡翠湾，那儿太时髦了，时髦没有什么不好，时髦和太阳伞汽艇比较能够联上关系，我和我的草席，去的是乡镇小调的沙仑海滩。没有什么游泳衣，在加纳利群岛，海滩上的男女老幼和狗，在阳光下都不穿任何衣服——大自然对大自然。连手提收音机也不许带的，海滩只许有海潮和风的声音，不然，警察要来抓的——如果你放人造音乐和穿衣服。

　　沙仑的人美，大半接近乡土，穿着短裤，在玩水，头上总也一把小花伞和帽子，没有几个人穿比基尼。

　　可是我最尽心的，也只有一件灰蓝色的比基尼，旧了，布很少，已经七年没有穿了，在大西洋那个久居的岛上，这几块布，也是不用的。这一回，带了回来，才突然觉得它仍然很小，小到海滩上的人，善意的回避了眼光。

　　后来，便不去沙仑了，仍爱那儿辽阔的沙滩和穿了许多布的同胞。又经过长春路和松江路，总是午后六点半左右交通最塞住的时候，走到半途而绿灯快速变成红灯，很不好意思挡住了河流一般的来车，等到终于开过去时，警察先生吹了哨子，叫我靠边停，我下车，对他说：“身不由主，请您不要罚我，……”警察先生很和气，看了驾照，温和的说：“下次快些过，当机立断，不要犹豫，你好心让人，结果反而挡在中间，知道了吗?”总是让人的，可是人不让我，就变成挡路鬼了，而且总在同样的地方出现。不能了，想念大海几成乡愁，不要挤了，我有一条草席，可以带了到海边，也不沙仑了，去没有人的地方，一个星期一次，不去任何海水浴场了。

　　第二次去郊外，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看看地图，是沿海的，一直开下去，房子少了，稻田来了，红瓦黑墙的台湾老厝零零落落的隐在竹林田野的远处。一直开，一个转弯，迎面来了大军车，车上的阿兵哥没命的又喊又叫又挥手，我伸出左手去打招呼，路挤，会车时客气的减速，彼此都有礼让，他们乱喊，听懂了，在喊：“民爱军，军爱民——

　　小姐，小姐，你哪里去?”就在那一刹间，我的心又一次交给了亲爱的亲爱的土地和同胞。海，在会车那一个转弯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没有防波堤的海岸，白浪滚滚而来，风，是凉的，左手边的青山里仍然隐着红瓦的老房子，竹竿上迎风吹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没有人迹，有衣服，也就有了生活的说明。阳光下淡淡的愁、寂和安详。岁月，在台北市只一小时半的车程外，就放慢了脚踪。

　　那条路，又亮又平又曲折，海不离开它，它不离开海，而海边的稻田，怎么吹也吹不枯黄呢?那份夏末初秋的绿，仍然如同春日一般的寂寞。红和绿，在我，都是寂寞的颜色，只因那份鲜艳往往人们对它总也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