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的诗史意义

　　韦应物是唐代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中一个卓异的个体，也是大历诗坛一个独特的存在。

　　大历诗人能进入名家级的仅有刘长卿、韦应物两人，而能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则只有韦应物。可以这么说，没有刘长卿，大历诗并不感到缺什么，但若没有韦应物，人们对大历诗的价值联想就将大打折扣。如此看来，虽同为名家，他们两人之间仍有着数量级的差别，刘长卿是属于大历的，而韦应物则是属于唐代的——王杨卢骆，李杜高岑，王孟韦柳，韩孟元白，李杜温韦，在这样一个关于时代流派之代表作家的传统排名中，没有刘长卿，却有韦应物一席之地。为此，韦应物也成为大历诗人中历来评说最多的诗人，从他的人品吏道到诗风诗艺，自唐迄今都有许多人评论。应该说，韦应物创作本身的面貌大致已被揭示出来，现在还需要探索的我以为是这位诗人的诗史意义。本文拟围绕韦应物作为地方官诗人的独特性和作为唐诗名家的独特性来谈他创作中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高洁背后的世俗

　　诗人的生平，经孙望、罗联添、傅璇琮诸先生考证，履历基本明了。储仲君先生将韦应物的创作划为洛阳、长安——滁州、江州——苏州三个时期，并指出每个时期诗人的情绪都有些起伏，他的生活道路“始终是按照出仕、闲居、出仕、闲居这样的公式安排的，他的情绪也随着这种变化螺旋式地运动着，但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几乎在同时也从仕隐交替的特殊经历入手探讨了韦应物诗“高雅闲澹”风格的成因。他有趣地揭示出诗人各个生活阶段与特定寺院的对应关系。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洛阳丞——同德精舍

　　京兆府功曹——善福精舍

　　苏州剌史——永定寺

　　图式表明，诗人韦应物在他的一生中，从初仕到归休一直都在重复着仕隐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又都归于佛寺，表现出某种遁世避俗的心理趋向。可以肯定地说，赤井先生列出的如下诗句并不是偶然的雷同：

　　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天长寺上方别子西有遒》，6.1932)

　　远迹出尘表，寓身双树林。(《沣上精舍答赵氏外生伉》，6.1949)

　　既此尘境远，忽闻幽鸟殊。(《庄严精舍游集》，6.1974)

　　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再游西山》，6.1977)

　　屡访尘外迹，未穷幽赏情。(《秋景诣琅琊精舍》，6.1978)

　　方耽静中趣，自与尘事违。(《神静师院》，6.1979)

　　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同元锡题琅琊寺》，6.1983)

　　这些作品足以显示，诗人当时是如何强烈地感受到佛门与尘境的对立，并领悟佛门高旷幽远的寂静趣味，从而体验到心境淡泊的愉悦适意。它们从宗教经验的角度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感觉，倒不如说是当时诗歌的老生常谈，或者说是“一般寺院题材作品的常套”(赤井语)。然而我们知道，“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某种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在大历这充满苦难又缺乏生气的时代，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却又没有改变它的愿望和信心，于是只能转而寻求逃避和超越。寺院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为隐遁避世和精神解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而韦应物也就在一次次实际的皈依和愿望的吟咏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高士形象。《唐国史补》卷下载：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后人经常是从李肇这则笔记中认识韦应物的，对他的高洁啧啧称道。可是如果往深里想一想，上面那种不厌其烦地在诗中表达的超脱尘俗的体验，果真就是真正的超脱吗?当然不是的。它只能说是一种逃避，而决不是超脱。真正超脱，超脱的过程和被超脱的尘境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超脱和他要超脱的东西。

　　很显然，韦应物并没有真正地超脱，他只是努力在超脱。从这点上说，他远不能和王维相比。只看他的隐逸一次又一次地被入仕所取代就知道他的功名之心、世俗之念决没有冷淡。异邦人评韦应物，也许是局外人旁观者清吧，倒能较准确地看出这一点。日本诗论家近藤元粹评《途中书情寄沣上两弟因送二甥却还》“华簪岂足恋，幽林徒自违”一联说：“苟如此，何不速赋归来乎?”

　　又评《雨夜宿清都观》“岂恋腰间绶，如彼笼中禽”一联说：“已知笼禽之困，何不决然学柴桑先生?”作为外国人，他对这种口是心非感到不解乃至冷言讥诮，是很正常的。而我们中国人则从陶渊明之后就已习惯了这种心口不一的现象。因为隐逸虽然从观念上说很符合中国文人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免与他们现实的功利态度相悖。尤其在大历那么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辞官隐居是不太现实的。

　　钱起就整天念叨归隐，可一旦罢官马上就因清贫而牢骚满腹。韦应物也曾在《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一诗中表白自己的无奈：“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由于某些不愿明言的原因，他不能断然归去。即使因故罢官，一有机会他也要东山再起。有时他甚至说出一些与他的高士形象很不相称的话。如《观早期》诗：“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近藤元粹就指出“先生亦有欣羡之心矣。”至《洛都游寓》云：“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近藤氏直斥之“未免鄙劣”。其实，以韦应物那么个少年骄纵、横行朝市的回头浪子，没有一点鄙劣才是怪事，更何况这又是早期少年气盛时的作品。令人惊异的是，到晚年任江州剌吏时，他还在《题从侄成绪西林精舍书斋》诗里说：“紵衣岂寒御，蔬食非饥疗。虽甘巷北箪，岂塞青紫耀。郡有优贤榻，朝编贡士诏。欲同朱轮载，勿惮移文诮。”

　　众所周知象韩愈那样的名利场中人，勗子富贵尚为人鄙;韦应物如此训侄，岂能不落人话柄?近藤氏说此诗“劝奖他功名心，可笑又可鄙”，实在并不过分。由此我们看到了韦应物高洁背后的世俗的一面——在向往隐逸、抒发高蹈出世之志的同时，内心还萦回着对功名利禄的肯定和留恋。“所嗟累已成，安得独偃仰”(《蓝岭精舍》)这类“千篇一律”(近藤语)的感慨，并不能证明他果真“素寡名利心”(《答故人见谕》)，而只表明他内心深处存在着“省己已知非”，“归无置锥地”的矛盾冲突，表明在他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谢朓式的双重人格——在观念上志尚清虚，追慕淡泊宁静的隐士生活，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留恋爵禄，耽于物质享受。当然，韦应物诗中除了追求静穆散淡之趣外，看不到对物质享乐的欲望。可功名之心终抖露出他骨子里世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