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的小说与散文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引来了众多学者对其人其文的研究。本文在研读汪曾祺原著的基础上，博采众家研究成就，将汪曾祺小说和散文创作的最根本的审美原则和审美特征概括为“诗性”，即节制的抒情、“精”而“美”的语言、无尽的余味，并对其文诗性特征的形成做了初步的探索。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无疑是一位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不多，逝世后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共计两百多万字，其中小说只有两卷，散文四卷。小说全为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新时期以后。然而，他的文字风格特色独具，吸引了大批读者。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生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跨越了现当代两个时期。早在40年代，汪曾祺就已经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和路翎一起被称为“两个最可注意的年轻作家”，而当时沈从文向文艺界介绍汪曾祺，有一句话流传成佳话：“他写得比我好。”解放后，汪曾祺长期担任编辑，未写作。中间偶尔写了一点散文、散文诗和少量小说，直到八十年代才又进入一个写作的高峰期，其大部分小说和散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的。1980年，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一俟发表，旋即引起轰动，第二年，小说《大淖记事》发表，迎来广泛好评，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评论界学术界对汪曾祺的研究从《受戒》发表后就没有停止过。许多评论家和研究者都看出汪文的古典气质，看出汪文的闲适冲淡，看出汪文的民俗之美。也有一些论者指出汪文的诗意美，这些评论和研究都很准确，也很有价值。然而，有没有一种贯穿于汪曾祺文学创作之始终，形成汪文的最重要的特征的东西呢?笔者认为是有。这种贯穿于汪老先生毕生文学创作，形成汪文最重要的特征，成为汪曾祺写作的最高审美原则的东西，是诗性。这诗性，既是他的文章气质，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最终成为他贡献给后代的最重要的思想。

　　本文对汪文诗性特征的论述，将从诗性特征构成及形成两方面展开。

一、汪曾祺小说和散文的诗性特征

　　由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对诗歌有个权威的定义，此书认为，诗歌是一种语词凝炼、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样式。综合众多理论家对诗歌的定义，我们发现，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诗歌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有这么几个特点：诗歌是最注重抒情言志的一种文学体裁;诗歌的语言讲究凝练简洁，在有限的篇幅里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诗歌的语言具有节奏韵律性，读来能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音乐美;诗语不同于一般的言语，二者的区别在于诗语呈现的是一个想象、虚构的世界，是有味的，而日常言语只是担负着日常交际的功能。[1](P192)

　　通过总结，我们认为，虽然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不能称为“诗歌”，但是其中充溢着诗的精魂，即文体为他而精神所寄是诗，其中诗的种种元素都具备齐全，所有创作都洋溢着或浓或淡的诗意，使小说、散文和诗歌水乳交融、不可分离。分述之，汪曾祺小说和散文创作的诗性特征便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