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曾祺》原文】
某种意义上,父亲挺欣赏老庄式的淡泊的生活态度。
父亲多年境况不顺,坎坷颇多。他说,当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能够熬过来靠的就是——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则是一种自我调适。
父亲无官无职,无权无势,对于名利,从不孜孜以求。
他干了几十年,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级别,应该受什么待遇。1958年,他到河南出差,单位给他买了软卧,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算是“高干”了。不过好景不长,出差回京不久父亲便当上了“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后来平反了,他也没向单位提出过什么要求。他当过北京市评定艺术职称的高级评委,领过国务院的特殊津贴,都是懵懵懂懂得到的,自己从来没争过要过。直到办完离休手续,领到离休证,父亲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局级干部”。他写文章,很少和人谈稿费的问题,有人愿意多给固然高兴,少给些也无所谓。
父亲觉得,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
父亲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有权利写自己觉得该写的东西。建国后,按流行的政治标准衡量,父亲明白,他的作品不会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他也乐于承认这一点;甚至坦言,他的艺术观点不怎么招人喜欢。对此父亲并不在意,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父亲的文章一般都是气静心平,娓娓而谈。但他并不是不会言词激烈甚至开骂。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写作基础课要写小说,便找了一件在工厂当炉前工时亲身经历的事做题材——一次上夜班,由于工厂领导瞎指挥造成漏钢事故,形势十分紧张,工人连夜奋力抢救,保护了设备,但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厂里广播站却高声宣扬,由于领导英明,指挥得力,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在小说的结尾写道:抢修了一夜的工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澡堂里迷迷糊糊听着这样颠倒黑白的广播睡着了。小说写成之后拿给父亲看,他提了一个意见:“结尾不好,太平。应该是工人听了这样的广播之后,骂了一句——‘他妈的!’”“他妈的”能写进文章吗?不仅不雅,领导若看到了会高兴吗?但父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如此不可,这是小说人物的必然反应。写小说要以生活为基础,刻画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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