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苦雨斋

　　1924年，书斋中的周作人信笔写了《故乡的野菜》，在他，是“草木虫鱼”系列的先声，亦暗潜其怀乡之意(虽文中偏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这一篇后来流传颇广，许多人都知晓。1992年，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之情状(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众所周知矣，而文化趣味或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世态人情、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不过，亦是有相异之处的，周作人信手拈来日本将黄花麦果称为“御形”，摘出《俳句大辞典》中描写紫云英的语句，汪曾祺笔下未出现域外的记载。其中缘由，苦雨斋精通希腊语、日语、英语等多国语，对其文化之熟稔更是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游刃有余自不待言;汪曾祺自己亦遗憾未学通别种语言(他在西南联大是个散漫的学生)，难引他国文化与本土比较类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