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汪曾祺与江青有怎样的关系,为何一直感念江青的好处,却看不到对她的仇恨,我们一起来了解与学习。
江青被称为样板戏的“总导演”,一半是自封,另一半却也来自真实。因为没有江青这个“总导演”,样板戏就不会被抬到神圣无比的位置。然而,是戏就有落幕的时候。那些排演样板戏的人,有的因此飞黄腾达,有的因此身陷囹圄……
于会泳:一个才子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是大才子,赞扬和唾骂他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于会泳是山东乳山人, 1946年9月,时年20岁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弃母离乡,步行3天后加入胶东文工团。
1949年8月,胶东文工团保送于会泳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很快就异军突起,1963年他写出了《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
1964年,因参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于会泳受到了江青的青睐。后来,他还参与了大多数样板戏的唱腔设计。1968年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撰文提出“三突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次年,于会泳成为中共“九大代表”。
在“九大”召开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演出的开场白中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也似乎受不了这翻奉承,她站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此后于会泳青云直上,在1973年8月的“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于会泳随之被隔离审查。他当时对自己还比较乐观,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衣物时,还对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身判决。8月28日,于会泳喝下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自杀身亡。
1961年,刚刚摘帽的右派沈默君(注:曾任三野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写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一上映即引起轰动。
接着,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团的凌大可、夏剑青也将其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此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排演成京剧《红灯记》。
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
此后,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改了又改,编了又编。然而,沈默君“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不仅没有他的名字,连“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字样也彻底消失。
不仅如此,在1966年“文革”前夕,沈默君被莫须有的罪名 “两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连降了9级,同时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厂,流放到安徽省贫困的枞阳县接受劳动改造。
沈默君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复出,继续创作,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上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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