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相轻 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人生

　　引导语：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那么王安石与苏轼有何恩怨?我们一起来看看。

　　北宋时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明心见性。二人的生平经历、思维起伏展现了封建社会典型的古代士子阶层的悲壮风情。

　　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也即新旧党争的延伸。

　　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二人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东坡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