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
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
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
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他说过:落地为兄弟……
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看到——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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