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的诗酒人生

　　陶渊明的诗酒人生和对酒文化的独特贡献。他以酒排忧，以酒纵情，以酒解脱，在诗文创作中大量的表现饮酒。酒在其诗歌中成为普遍意象，使酒和文人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而重要的联系，酒在陶渊明的人生历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生活中的陶渊明是无夕不饮，视酒为情人、佳人。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自称“性嗜酒” ，把饮酒、读书、弹琴、著文赋诗作为生命的几件重要事件加以描述。此文虽短，但记述饮酒的一段却是最长。他出仕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生前以“家贫不能常得”而遗憾(《五柳先生传》)，还想着自己死后还会因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而抱恨(《挽歌辞三首》之一)。

　　一、忘忧情怀

　　文人借酒消愁是酒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学作品中的愁因也能反映出文人的心里追求和生活状况，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愁绪各异的忘忧酒，表明隐居之后他并没有完全平静和愉悦，内心依然受到政治、物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困扰。

　　1.表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把治国安邦当做自己的理想，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往往与个人愿望相悖，他们更多的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经历人生的坎坷，饱尝人间的辛酸，最后只能借酒消愁，短暂忘忧。

　　陶渊明自小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曾自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中老年以后，陶渊明对自己年青时的凌云之志也是绝不讳言，《杂诗十二首》之五中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可是，东晋时期政治上的官员选拔主要实行门阀制度。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子弟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子弟则失去了入仕的机会。陶渊明出身寒微，祖父只做过太守，父亲的官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时便去世了，仕途之路的艰难可想而知。陶渊明曾做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参军、彭泽县令，但一生未被重用。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不仅有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且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是不拘具体章句，显得有些通脱而不拘泥。而当时政治黑暗、腐败成风，清高守节的陶渊明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只能被别人排斥和打击。

　　陶渊明因政治前途暗淡而隐逸，他心中的社会理想难得在现实中实现，人格理想难得在现实中保全有关，只得借酒消愁，这在他的《饮酒》里有好几首都可以看作对这方面的真实书写，对儒家社会理想的向往，对暴秦焚书坑儒的指斥以及对自己儒士形象的维护，都可以看出作为隐者的陶渊明，内心中依然有儒家人格被隐逸生活状态所掩盖而形成的一种缺憾的忧伤。现实世界与心中理想不相符合，多所谬误，无奈中以酒消解，以酒来麻醉人格中敏感而脆弱的部分。

　　从陶渊明的这方面的诗歌中，也能反映出当时文人以酒避难的文化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掌权者大杀异己，文人志士多遭迫害，许多人不敢多言，只能酩酊大醉，借酒避难，陶渊明《饮酒》诗歌第二十首末两句：“但恨多谬误，君当赎醉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假如我讲错了，请官员们不要跟我一个罪人一般见识，饶我一条小命。《饮酒》诗第十三首说：“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关，发言各不领。”也能看出陶渊明饮酒是为了逃避迫害，借酒来韬晦避祸的，即使别人对自己有劝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独醉，自然彼此无法畅谈，只有“发言各不领”了。

　　陶渊明的用酒韬光隐晦、躲避政治和人事上的迫害，不同于阮籍等人的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他喝酒很少大醉，多是至于微醉，酒后还有意识、能走动。《五柳先生传》中“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他喝酒总是一醉方休，喝醉了就退去了，从来不有意留下。酒后还能作诗，《饮酒二十首》既是酒后之作。陶渊明的隐居也是一种避难，饮酒和隐居相结合，共同为陶渊明构筑了一个安全和谐的世界，在这个 世界里，没有杀戮，没有迫害。

　　2、反映生活窘迫之忧

　　如果说陶渊明对政治的不满与忧愁是源于精神理想的需求，可以作心理上的调整，那么无重要收入来源导致的生活窘迫状况则是很难改变的。《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回忆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因家贫而四处举债，足见陶渊明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艰难。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自叙了他为官的经过与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由此可见陶渊明做官也是因为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