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酒

　　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篇篇有洒”虽则夸张，但以酒大量地写入诗，确以陶渊明为第一人。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著名的田园诗人，鲁迅称他和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陶渊明对酒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五柳先生传》)，求官的目的只是为了“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甚至为了种秫酿酒，不惜家人口食与妻子争执。萧统《陶渊明传》载：“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酿酒;秔，同粳，较少粘性，不可酿酒。)

　　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如此嗜爱酒呢?陶渊明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时颇有豪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志向远大，希望通过出仕为官的途径，能够建功立业，实现“救苍生”的宏愿。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动乱不安，政治极端黑暗，门阀势力严重，士庶界限非常严格，即使他曾祖父陶侃做过大司马，但毕竟出身寒微，只是以武功致贵，他亦只能得到参军、县令等这样的小官职。诗人面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和险恶的政局，既无力去拔乱反正，又不肯同流合污，因而只好“逃禄归耕”，走上“击壤以自叹”的道路，把隐居田园作为寄托生命的天地。从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场，退隐归田，这就是陶渊明一生的生活道路。这条道路就其本质来说，是一条消极反抗的道路。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追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黑暗又使他悲叹，他虽然也想“无复独多虑”、“聊乘化以归尽”，但“履运增慨然”，消极归隐并不能解决他思想中的矛盾。“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龟虽寿》)，面对残酷的现实而又无可奈何，就只能用酒来逃避和麻醉了，于是饮酒就成了他勉强采取的一种消极逃避的手段，也成了陶诗中的一个重要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