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创作的田园诗

　　诗人陶渊明田园诗内容情、景、事、理的浑融，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通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天世人之情，写出他人未必能够悟出之理。

　　一、.田园诗的渊源、形成与发展

　　1、田园诗的渊源

　　最早的田园诗，可以上溯到古代农事歌谣的产生。如《帝王世纪》里就完整地保存着上古的农事歌谣《击壤歌》。后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当时农事生活的诗篇。诸如《周南•芣苢》、《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等。它们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他们用原始的声音，咏唱着拙朴的歌谣，这些田园歌咏是田园诗的朦胧阶段。

　　2、田园诗的形成

　　从《诗经》到陶渊明田园诗出现的千余年间，反映农事的诗篇却极为罕见。文人开始独立创作以后，也很少有人触及这类题材。当时文人用心创作的，是枯燥的拟古诗，隐晦的游仙诗，轻绮的抒情诗，苍白的玄言诗以及雕镂的山水诗等。出现这种中断现象其中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在诗作者本身。《诗经》中的《国风》基本上是民歌，作者大多数是无名的劳苦大众，他们直接地从事农事生产，“劳者歌其事”，因此产生了一些农事诗篇。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一步分工，从事专业创作的文人多起来了。然而中国文人士大夫们虽然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但长期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更多着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一般都鄙视农事、鄙视劳动者。故田园的审美价值历经数千年，才逐渐被发现，过程是漫长的，直至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才结束了这历时久长的痛苦寻觅，完成了现实而理想的最后建构，开创了田园诗派。陶渊明田园诗的出现和形成，不仅是诗歌题材的扩大和创新，更是思想上的突破和解放[1]。从农事诗到田园诗，陶渊明处在一个上承“三百篇”、下启唐宋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

　　3、田园诗的发展

　　陶渊明之后，田园诗便悄然沉寂。整个南朝仅鲍照、江淹写过几首拟作;初唐时期，只有王绩首承陶氏衣钵，留下十余首田园诗作;到了盛唐，一改冷清局面，田园诗创作突显高潮，大批以田园诗创作著称的诗人相继登上诗坛，无论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无论才思迭涌、笔走龙蛇的大诗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或多或少都写有田园诗。此间，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堪称盛唐田园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储光羲的田园诗在继承陶诗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田园生活的淳朴意趣。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则突破陶诗传统，第一次全面借鉴了山水诗的艺术经验，使田园诗别开新面。唐宋大量优秀田园诗篇的涌现，使田园诗派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主要原因

　　1、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社会政治原因

　　封建社会君主集权的独裁统治所带来的君主迫害、政治斗争、官场倾轧常使士大夫们对自己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产生深刻的怀疑，士人们始终生活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中，天长日久，自然产生疲惫不堪的心态。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官场，农村生活节奏虽然缓慢、缺少变化，但给人带来宁静、平和与自由，让人产生难以割舍的重土难迁的恋家情结。以故土为代表的农村、田园、山林也就成为沉浮官场后疲惫惶惑心灵的归依。因此，士人们的生活模式在孔子时代就已基本确立，《论语•卫灵公》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在君主集权的独裁统治下，“邦有道”的日子实在少而又少，因而“卷而怀之”、“独善其身”的隐逸就成为士人的重要选择。东汉后期开始，政治局势愈来愈险恶。无休止的流血事件，不间断的混战，王朝内部频繁的政治更替，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而社会的激烈动荡总要连累、波及到文人，甚至使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诸如汉代的李固、陈蕃、李膺、范滂、曹魏时期的张华、陆机、陆云等，士大夫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连人身安全都缺乏保障的时期，退隐之风大盛。陶渊明早年曾立下“猛志逸四海”的大济苍生的理想，然而当时正面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现实，理想只能成为幻想，因此他虽然几次出仕，但总是“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现实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他不寒而栗，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认为“觉悟当念还”，做一个“洁己清操之人”，必须“逃路而归”，“击壤以自欢”，于是他毅然弃官走上归隐之路。陶渊明对隐居生活的真爱、躬耕田园的艰辛与回归自然的甘甜和谐地融为一体，为使其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和不竭的源泉。正如龚斌先生说：“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隐士，但像陶渊明这样长期躬耕、坚持己志而终老的隐士，是绝无仅有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致使陶渊明必须从事农业劳动，以便生活下去。他过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境遇是陶渊明写出优秀田园诗的主要原因。

　　昏暗的封建官场制度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增添了陶渊明对所处环境的厌恶，孕育了他对田园生活的思恋，加速了他弃官归隐的动念，为田园诗的酿造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背景，奠定了丰厚的社会政治基础。

　　2、陶渊明归隐和田园诗形成的思想原因

　　(1)儒家的社会理想学说和道德修养理论对陶渊明的影响

　　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不是儒家学说中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忠义的正统观念，而是儒家学说中上古大同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理论。或者说，陶渊明对儒家学说的汲取有着很强的选择性。比如《时运》篇对孔子的歆羡，明显的限制在那种“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上，他将这种生活和他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溶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峙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由此可见，这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理想追求个体自我完善的方式，是陶渊明在艰苦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生存方式，也是他得以进入农村，开创田园艺术审美境界的必要前提。

　　(2)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对于道家来说，隐逸，除了是躲避社会动乱，因不满现实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动上采取的一种消极抗议;同时还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即追求一种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庄子隐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解脱，讲究“无功、无名、无己”，追求精神上的无拘无束，主张把自己从小我中解脱出来，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我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对陶渊明的归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人格思想绝大部分承袭了道家的旨归，特别注重精神上的超然自适。陶渊明把质朴自然视为人性理想的大国，努力使自己的灵魂摆脱。道家这种自然学说既影响了陶渊明的思想，又影响到他的田园诗作。“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陶渊明淡泊事务、淡泊权贵、淡泊名利，其诗不仅意淡，而且笔淡，但这看似平淡中却蕴藏着浓情厚意、清奇远志，给人以无限遐思，可谓“开千古平淡之宗”。

　　(3)古代隐逸高士对陶渊明的影响。

　　传说中的许由、务光，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这些隐逸高士为陶渊明的精神寄托树立了榜样，激励着陶渊明念古思今，加快归隐。从《咏贫士》这组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古代隐士们安贫守节、不慕名利的情怀给予了陶渊明强烈的思想力量、精神支持，使他的心情得以释然。从这些古代隐士身上，陶渊明提炼了真正的人格修养，即排除个人的一切功利要求和社会目标，保持贞节的品德，进入自己选定的生活环境和审美气氛中，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愉悦。他在这种精神状态中，进入到艺术创作活动里面去，从而发现和创造了那个自然平静美好的田园世界，自己也得以解脱。

　　实际上，陶渊明对古代文明的吸取是多方面的，所谓“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九流参差，互相推陨”，“使他的思想既受着儒家、道家、玄学、佛学的影响，但又与之不同。”诚如朱自清《诗论》所说：“他读各家的书，……把所吸收来的不同东西融会成为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发现有儒家的成分，也有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陶渊明溶化儒道佛等各家思想为一炉，又不同于各家思想，形成了带有明显个人特点的思想体系。也正是这些思想的相互渗透，使陶渊明在艰难的人生跋涉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田园，创作出了优美的田园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