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改革开放以来苏轼与王安石关系论文

　　苏轼与王安石，一对政治上持不同观念的对手。他们的矛盾，始于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积极推行王安石变法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老苏写《辨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苏东坡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老苏责骂得太重。但事实是，正是王安石变法产生的严重后果，彻底打消了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们逼向了政治的对立面，简单来说，可以把这一对立面归纳为为朝与为民的对立。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研究学者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这其中还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学与蜀学之争)进行分析研究，纵观这一段时期以来的研究，笔者发现，其争议的核心主要放在苏轼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以及由这两人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老苏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仁宗时期的重臣与王安石、吕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时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间的对抗问题，从现有发表的学术期刊以及著作来看，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广大学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观念的碰撞还是相当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拟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问题的态度的研究成果来做报告综述。

　　一、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这样的说法是最为传统的观点。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关论文，至死不和说颇为多见。因为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中，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变法之中唯一得到苏轼认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诸如最为人所熟知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苏轼的全盘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苏轼最痛恨的青苗法，发展到了后期变成了强迫贷款，这种“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农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灾害也不愿意丰收，农民丰收的后果是被迫缴以前欠下的税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贩卖妻儿、坐牢，为他作担保的邻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来说，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苏轼在朝中担任史官的小职，他是没有权力去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但在这个时候，苏轼还是冒着风险呈上了他的《御试制科策(并问)》和《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其矛头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张“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听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直接导致了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走向了公开破裂，之后苏轼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历来学术上争议的焦点，就是《辨奸论》的真伪问题，笔者翻阅了与至死不和说相契合的论文，大多数都认为《辨奸论》是老苏自己的真迹，并且有些论证是以《辨奸论》为真的前提下展开论述的。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至死不和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苏轼研究的大家———现在的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名为《苏轼< 与滕达道书> 是“忏悔书”吗》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一生也都坚持自己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

　　1990 年阎笑非先生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刊发了名为《试谈苏轼与王安石关系》一文，则更加激进地对苏轼与王安石的友好关系加以彻底否认，其观点颇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阎先生在他的结论中谈到：“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私人友谊，苏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间结怨很深。苏轼同王安石结怨并不始于熙宁年间，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阶级文人因争夺名利而相轻乃至嫉妒的心理。苏轼虽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态批评新法的，但批评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对王安石其人则不然，苏轼对王安石是坚决反对，彻底反对，终生反对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为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那种时代风习的影响，但从他对待苏氏父子兄弟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胸怀、有政治家风度的。从现象上看，苏、王之间虽然有过一、二次书信往还，诗词唱和，但这些根本谈不上什么私人友谊。” 从阎笑非先生的观点来看，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某一点上的矛盾，而是从根子里彻底就是一对矛盾的个体，是嫉妒心理。他们的至死不和是彻底的，也是无法修复的。

　　接下来，万斌生在江西社会科学2002 年第2 期发表的名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他认为在“仁宗嘉佑年间，苏轼与王安石变法思想有严重分歧。” “这一阶段，苏轼与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变法思想上。由于对变法的取向不同，缓急各异，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实践。” “苏轼公开反对新法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保守势力反对新法的急先锋。” 文末，作者的观点就是“苏轼至死都未能改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态度”

　　胡金旺老师在2012 年第二期《兰州学刊》发表了一篇《苏轼与王安石在< 尚书> 诠释上的分歧》，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从两人对待儒家经典《尚书》的态度来研究两人根本的矛盾，苏轼从情出发，王安石从智出发。即：“苏轼在< 尚书> 诠释上对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学思想在经学诠释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两人对待经学的不同态度是他们无法调节的根本矛盾，通俗点来说，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学教育》上发了一篇名为《从“从公一句十年迟”看苏轼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苏轼与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文学家的王安石，苏轼都予以措辞严厉的批判。”其次，作者认为过往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主要问题在于王安石而非苏轼，而文中作者也谈到了苏轼的问题，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认为“苏轼的确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与政治观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争斗中，往往无人伸出援手，这固然是因为苏轼不结党营私，但也因苏轼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随意，并不适于政坛。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苏轼并无行之有效的治国为民的主张措施，亦无精于人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里就把苏轼政治谋略上的不足给放大了，当然笔者认为苏轼的政治主张并非没有，并且还有不少。纵观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诗文集》，中华书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苏轼政治主张的文章诸如《儒者可与守城论》、《王者不治夷狄论》等论说，只是苏轼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机会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从以上列举的相关论文来看，苏轼与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说还是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的，他们是下一章亦敌亦友说的源泉，也是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未来值得拓宽的空间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