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又称苏东坡，是苏门三父子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一位，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在宋代的文坛领军人物。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当面对这些不如意之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茫然不知所措,而苏轼却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两首词都是苏轼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写的作品,那时他已47岁,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两首词,都抒发了苏轼被贬谪后的内心苦闷,阐发了他的人生感悟。然而仔细分析,两者在相同的背景下,却体现着苏轼对人生困境的不同理解。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怀古词,苏轼在词中通过游览“赤壁”的所见、所想,借咏史来表达了自己对功业早成的周瑜的仰慕之情,又联系到自己的现实处境,遂产生了年岁将老、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而《定风波》则是通过记叙出游时途中遇雨的一件小事,表达了苏轼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寄寓了苏轼对自己所遭受的政治打击的愤懑。
这两首词让我们从苏轼苦难的黄州生活中认识到了苏轼复杂的世界观。
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常常是一次遭贬还未到上任之地另一贬又接踵而至。“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元年(1086),苏轼在黄州生活的这七年,物质匮乏,内心苦闷,可苦难未将他压垮,反而使他振作,使他成熟。
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苏轼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背后,他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面对小人泼来的污水,面对仕途的坎坷,将所有的不快都弃之脑后。他在黄州种地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在黄州“倚杖听江声”,他总是那样的淡泊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表现得是那样无拘无束,“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表现得如此坦然。官场上的险恶风波并没有消磨他高昂的意志,生活上的清贫并没有销蚀掉他那乐观向上的心态。苏轼在政治上经受的风风雨雨实在太多了,尽管他一生长期被贬在外,尝尽了人世的艰辛,但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打击早已习以为常,不惊恐,不退缩,坦然处之。
另一方面,他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如梦”是苏轼在黄州写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主旋律。无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壮阔的如画江山,还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雄伟业,都无法使他摆脱对人生、时代、社会的感伤,这首词的必然归结点就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仔细去品读历史,封建王朝从宋朝开始,日渐衰落。而苏轼或许也从中看到了人生的无奈。所以他的人生如梦,不仅仅体现着自己的人生际遇,也写出了他遭到政治斗争的险恶打击以及“乌台诗案”的残酷迫害后的感受,黄州贬谪生活的困境,使他大梦初醒,从而有了“人生如梦”的艺术概括。因此,我们可以说,批判现实,力挽狂澜于既倒,力补青天之欲坠,固然是苏轼的精神;深深叹惋天之不可补,从而发出“人生如梦”那种对时代、对人生的哀叹,则更是“乌台诗案”后苏轼的心理感受。
就这样,渴望建功立业却壮志未酬的苦痛,现实生活的无奈,诸多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折磨着年近五旬的苏轼。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以一颗豁达的心面对这一切,当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躬耕桑田,狩猎郊游,以一颗坚忍的心为后世做出了榜样。
多元矛盾的聚集,诸多文化的荟萃,造就了一个复杂的苏轼,从而也就构成了他世界观中既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又交织着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态度。多元矛盾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豁达乐观的苏轼,他以一个智者的形象站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他的乐观坚持让后世一代代人敬仰。
浅谈苏轼散文
苏轼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年仅十九之时便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而他的这一次应试也传出一段佳话。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时恰逢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对苏轼的答卷极为赞赏，拟取为第一，但又疑心这份答卷是其门生曾巩之作，为避嫌取为第二名，苏轼便屈居第二。然而人才是埋没不了的。在礼部复试中苏轼以“春秋对义”被取为第一，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欧阳修称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以当时欧阳修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领袖的身份，他对苏轼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苏轼又岂能不名满天下!
然而苏轼及其弟苏辙一样，区别于他们两人之父苏洵，都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苏轼二十岁便名动京城，蜚声文坛，然而其仕途却并不一帆风顺，他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贬，后被召回京城却又看不惯保守派的腐化而再次被贬，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他坎坷的仕途造就了他复杂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他从未放弃过他的本心，坚守自我。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兼纳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他的思想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杂”，他又能够将各家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特有的思想。苏轼将政治思想与人生理想区别对待，又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他将儒家的入世思想与佛教救世的虚幻思想互作补充，又辅以化忧解患的老庄空无思想，这都是他能够在颠簸的政治生涯里保持道德人格的独立的根本。他援佛入儒，又以儒家的浩然正气来支撑，保持着他做人的气节。他的“杂而合一”的儒佛道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苏轼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苏轼正值盛年，矢志建功立业，扬名天下，这一时期他极为关注政治与社会现实，充满政治革新的精神。他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提出“诗须有为而作”。以儒家思想为主，写出了大量的政论文和史论文，引经据典，其议论多切中时弊而不做空言，不避政治风险，充满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苏轼坎坷的政治生涯逐渐消磨了他的锐气，长期遭受政治排挤使得他开始偏离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而开始接受佛教的超然出世与道家的无为避世，这便进入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后期。苏轼在政治上的热情开始慢慢消退，这一时期尽管儒家思想仍是苏轼思想的核心，但佛道思想已渗透进来。他的文学思想也开始转变，从前期感叹自己的一生坎坷到超然物外，不为外物所扰。对晚年的苏轼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佛禅和庄老之学，他的文风从前期的豪迈洒脱、恣意奔放转变为晚期的朴素自然、淡泊自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苏轼一生的际遇变化。
苏轼的复杂境遇造就了他的复杂思想，也使得苏轼成为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他一方面有着关心政治想要积极入世的情怀，另一方面现实又让他有着“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感慨;他一方面有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旷达，另一方面却又有着“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深情。而这些矛盾并不会使人感到任何的不适，反而会感觉正是这些矛盾完美统一成了真正的苏轼，如行云流水般的契合。
苏轼的散文创作与北宋的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并不同。同样主张“文以载道”，但苏轼并不单纯的将文章作为“载道”的一种工具，他常常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去突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去表现人生体验、生活感悟以及对哲理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突破了儒学的狭隘范围。苏轼重视在散文创作中“意”的作用，提出在“意”的支配下自由随意创作的风格，他曾在《文说》中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散文并没有太多的格局结构之类的讲究，正如他所说，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万千。在语言风格上，苏轼散文也有独到之处。他善于通过捕捉意象，组合声色来传达自身的感受，散骈交杂，长短错落有致。这些散文特色无一不体现着苏轼的个性与才华。
苏轼一生在困顿与坎坷之中不断的积极进取，从不曾屈服，以其豁达豪迈的情怀和坚强的人格意志为后人塑造了崇高的精神典范;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不仅是“三苏”中的翘楚，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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