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论家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景交融、心物交感,实际上就是强调情感的形象化。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他既把景作为与情齐等的诗之本,又把景作为诗的表情媒体,使情这一“诗之胚”能在此媒体中发育成长,发扬光大,形成“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的空灵意境对于心物情景的审美关系,早在《诗经》作品中就有几处较为明确自觉的理论自白。
《卫风·木瓜》全诗三章,每章前两句不是客观地述写投报往还的物物交换,也不是描绘一场投与报的游戏,作者径直说出了木瓜、琼瑶等外物的投报,是“永以为好”的意象表达,也等于说木瓜、琼瑶等物品,投注着“永以为好”双方的情感,成为传递情感的媒介和意象。《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郑玄《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郑氏所言此诗的故事不免带有几分附会和传奇色彩,但“思其人,敬其树”大致符合诗义。此诗虽吟咏甘棠,实为歌赞召伯。诗中点出了甘棠树旁曾是召伯歇息的地方,召伯不在,物是人非,人们将对召伯的一腔深情化为对甘棠小树“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的悉心爱护,于是甘棠树成了召伯的化身,成了思念之情与敬爱之情的寄托。作者歌咏召伯并不径直颂其功德,而主要咏与人有关的小树和公众对小树的珍惜和爱护,说明他已深深懂得以物象征,以物寓情的艺术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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