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诗文欣赏说《诗经•关雎》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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